我隻確信了一件事——我曾經有過如此衝動的、不精確的熱情,有時候,它帶給我無窮的麻煩,有時候,它讓我感到開闊。

作者:杜修琪

1

七月的中午,晉江的太陽接近直射,很少有人在街上走動。中誠雨傘的車間也不留人,狹長的廠房悶熱又陰暗,其他人都在食堂吃飯,我趁機站到門口的電子秤上測量自己。

“80kg”——電子稱顯示。這比一個月前離開學校時輕了20斤。我很驚喜,雖然這並不是我從讀書的成都來到福建的目的。廠房里散落著黑色的傘布,不規則的鋁合金傘骨,我踩過它們,走下水泥板搭成的、沒有扶手的樓梯,去食堂吃三塊錢一份的青椒炒肉。

暑假之前,我和福建沒有任何關聯,也從未當過工人。我像多數的城市里長大的90後一樣,小學初中高中讀下來,沒有做過真正的體力活。然而進入大學後,我會感到焦慮,而且自責:是不是這種生活太過安穩,脫離了現實社會?我的同齡人中,有人輟學,有人打工,有人在老家結婚,而我隻是不痛不癢地消磨時光,在社團和課堂里往返。

因此,我常常想做些更實際的事情。大學的第一年,我花了不少時間做志願者,窮遊,為自己的雜志做采訪,會經常與街上的乞丐、小販聊天,但都是蜻蜓點水,除了“你家在哪兒呀”、“今兒生意怎麼樣呀”,很少有其他話題,還嚇跑過一個賣鞋墊的女人。即使到沐川的深山里做塵肺病調研,也隻是按照表格記錄信息。

我隱約明白,應該有一次浸入式的經曆,最好是觀察和我生活方式不同的同齡人。於是,我想到去工廠打工。

暑假前,我找到了家在福建的室友阿肖,他們家經營著一些企業,而他總喜歡講些福建的商業故事——陳棣鎮的鞋匠怎樣一步步成為上市公司,包辦了中央五套的廣告;英林鎮用了十年,成為夾克重鎮,連中學的教學樓都用勁霸命名……此外,他也常說起家鄉的風俗,晉江本地人很少自由戀愛,多數都由父母找媒人安排,一份門當戶對的嫁妝,就是新家庭的天使投資;婚禮要大擺一個月宴席,東南亞、美國的親戚也會參加;婚宴不能怠慢了村里的任何人,門口開摩的的阿叔,十年前就買了恒安的股票,身價千萬,村里的老人也不能得罪,他們有老人協會,實際控製著海外的人脈,還有幾家上市公司……這些講述都令我這個東北人著迷。

而且我從來沒在海邊生活過。他給我看橫跨安海和水頭海灣的安平石橋,視頻中,千百塊石板壘出一條劈開海浪的線條,我眼前一暈,就知道暑假的目的地已經確定了。

7月初,我坐了兩天火車到福州,一片混亂之後,我搭上一輛去晉江的客車。客車的電視一直在放野雞二人轉劇團的錄像,葷段子隻是刺耳,並不好笑。我緊緊地抱著我的書包,不知道要去哪里,要去多久,要做什麼。我又感到疲憊了,像每一次出發後的第二天一樣。耳邊纏繞著造作的東北口音,我掛掉了四個父親的電話,不知道一開口,自己會說些什麼。

2

晉江是泉州下的縣級市,它有著諸多稱號:“中國鞋都”,“中國傘都”,“中國拉鏈之都”,“中國夾克之都”,“中國內衣名城”,幾乎每個鎮都能分到一個。阿肖的家在安海鎮,它有著中國最大的衛生巾生產基地,鋼材、陶瓷、五金、玩具也很發達。

這里到處是自建的四五層樓,很多就在家中辦起工廠。鎮上隨處可見攤販,樓之間縫隙很小,都盡可能利用門前的道路,因此道路狹窄,每次拐彎,都要提前按著喇叭。


 

工廠集體宿舍 東方IC/供圖

我準備在這里打工一個月,並打著如意算盤——在朋友家的工廠實踐,能利用關系,從管理者到工人都談笑風生,每晚下班,我就漫步到安平橋,漫步到沙灘上,海風習習,安靜地整理一天觀察後的思緒。

然而第一天,他就抱歉地告訴我:最近廠子不缺人,短工太不方便,要不咱們試試別家?

第二天,我們在安海的開發區轉了一上午,很遺憾,無論服裝、玩具、LED燈、運動鞋廠都不缺短工。按照阿肖哥哥的建議,我們下午換到了隔壁東石鎮——更加勞動密集化,也就是更缺人的“中國傘都”。它每年生產中國五分之一的雨傘,出口雨傘占了全國總額四分之一,工人流動性強,總會有缺口。

我們坐摩的進入東石,路邊的牌匾全和傘有關。

我們停下來碰運氣。蕭下村隨處都能看到廣告,最多的是招聘染工,車床工,熟練工,看起來短期工或者沒經驗的人不太吃香。試到村子中部時,終於,在一條岔路上找到了一家雨具廠。它的牌匾灰舊不堪,寫著“中誠雨具”,院子有三棟樓:宿舍樓破舊,辦公樓稍新,生產的樓狹長。三棟樓圍成的凹型,正好夠集裝箱卡車停進來,壓得門前的道路凹凸不平。我望了一眼宿舍,走廊沒有窗戶,橫穿起一條晾衣杆,男士內褲和胸罩緊挨著飄揚。

車間主管下樓領人,是個矮個子的重慶男人,我捏著錢包里的身份證,他擺擺手。

“不用登記嗎?”我很詫異。

他嗯了一聲,走向車間,示意我跟著他。他帶我到一台靠近窗戶的桌子前,指了指縫紉機一樣的機器,就是我的崗位了。我掃了一眼周圍,擺著六台一樣的機器,旁邊是一位黃色莫西干發型的年輕人,再旁邊,是四十歲左右、頭發絲飛散的女人。每個人穿著都不同,沒有胸牌,沒有打卡機,踏板起伏,我聞到淡淡的塑料焦糊味。

“我們這里沒有底薪,計件付工資”,車間主管拾起兩張傘面,“你先試試做傘面,一打傘面一塊九,干得好,一天能有100多塊”。

頂上的吊頂晃晃地照射,我看清桌子上擺著長三角形的黑色布,大約就是傘面原材料。

“你看他”,他指了指莫西干,莫西干抬頭笑笑。“我們包住不包吃,晚上我帶你去找宿舍。你和小張學一學,有事隨時找我。”

我全程機械地點頭。莫西干倒很和藹,靦腆地講解著動作,我竟完全看不下去。阿肖已經走了,我失去了和熟悉世界的最後一點關聯,真正浸入迥異的氛圍中,我才發現,我好像沒有想象中那麼生猛。

3

中誠雨具在蕭下村中部,夾在門面氣派的大公司和門面房中間,並不顯眼。蕭下村是東石傘都最重要的村子之一,大小企業120餘家,除了製傘,就是五金、印花、電鍍等雨傘配套行業,聚集了約15000人,一半來自外地。夜幕降臨,穿著工服的青年人就會占據著街道,在巷子出口的米粉攤買一份兩元的河粉。集裝箱卡車偶爾穿過,轟鳴著打斷吃夜宵的人們。

然而這里面並不包括我,原因很簡單——沒賺到錢。前三天,我總共隻完成了十打傘面,算下來隻有十九塊。食堂的早餐一份兩塊,午餐和晚餐三塊或者四塊,我勞動三十三小時,還沒夠吃飯。

從小到大,我都沒覺得自己如此笨過。正常合成一整張傘面,需要先把長三角的散片兩兩組合,再四四拚在一起,我起初沒覺得有什麼難處。第二天做完散片,主管讓我嚐試合成整個傘面,我居然連著失敗了兩次。當我準備試第三次時,他過來翻了翻我的傘布,很快指出了問題所在:大部分的兩片組合都不合格。所以,返工。

那天下班我沒有去食堂,在超市買了兩塊錢的面包和一塊錢的水。我給母親撥了一個三十分鍾的電話。她告訴我,不要急,開頭總是很辛苦。放在平時,這些話我實在懶得聽,從高中開始,我就很少主動給父母打電話,上大學之後常常掛掉他們的來電。但現在,這是我最重要的陪伴,我戀戀不舍地彙報當天的每一個細節,聽母親重複著幾乎一樣的安慰。

沒有任何一件事情和預期的一樣,似乎都在變得更糟。每天加班到晚上十點,我根本不可能去三公里外的海邊漫步,至於和上到管理層、下到普通工人們談笑風生,簡直像個笑話,我連自己宿舍的人都沒有熟悉。

即使我做了心理準備,宿舍的條件仍然讓我吃驚。中誠的宿舍樓一共五層,一層是食堂、澡間,二三樓是男寢,四五樓是女寢。我住在三樓的中間。第一天晚飯時間,我進入空無一人的宿舍,就被腐臭味逼得掩住鼻子。這味道來自被褥,以及至少五年沒人粉刷過的牆面,上面有早先居住者的諸多遺產:勵志語錄、書法簽名、殘破海報、過期報紙。

我的床頭就貼著一張女影星劉濤的海報,某位饑渴的男青年寫下了橫七豎八的情話——

“劉濤,你是我的人”

“真的愛你”

“你可以等我嗎?”

“我要娶你做我的妻”

落款是2007年。在這張床上,他會對著夢中情人解決生理需求嗎?床頭的另一側的牆上刻了幾行字,其中一行十分駭人:

“XXX,死亡於2005年5月29號”

死亡信息的下面,則是格言警句,比如:

“兔子不吃窩邊草,好馬不吃回頭草”,“美女何止千千萬,不願意嘍咱再換”。

我挨個看著這些筆跡,想象著他們當時的狀態,我掃到了一句立刻警醒我的話:

“打工真苦,好想讀書”。

4

宿舍里有三張上下鋪,屋頂有一盞吊燈,兩個吊扇,門的上方有一台空調,就是全部擺設。沒有櫃子,每個人都把貴重物品隨身攜帶,或者鎖在自帶的拉杆箱中。

除了環境差,室友的冷漠也令我始料不及。第一天上完晚班,門衛已經下班,我沒有鑰匙,站在宿舍門口等到十一點,一個瘦小的十五歲左右的男孩才給我開門。這是我見到的第一個室友,他打開房門,隻看了我一眼,就徑自進去,我咽下去準備好的客套話,跟著他進屋,心里嘀咕:為什麼他不問我從哪里來的?他就不好奇這個新來的室友嗎?

答案是否定的,因為他很快又出門了。我鋪好床鋪,買了洗漱用品回來,躺在格言警句和劉濤的注目下,看了一個小時微博,仍然沒有人回來。

一點鍾左右,宿舍燈亮了,忽然回來五六個人,包括給我開門的男孩。我噌地坐起來,他們中的一個打量了我一眼,我衝他點點頭。

他問:“新來的?”

我很快地接上:“對,短工。”

他問:“抽煙嗎?”

我猶豫了一下,“不”。

他就沒說話了。接下來我零星地問了插線板怎麼用,澡堂在哪里,各自做什麼崗位,他們都簡短地回答。很快就熄了燈,每個人都把臉埋在手機亮光下,我也就不再詢問。一連三天都沒有任何進展。

後來,其中的一個床板突然空出來,第二天又鋪上新被褥。所有人都沒什麼反應。

再後來,莫西干偶然說起,廠里有人經常晚上去網吧,有些小男孩還去附近村嫖娼,我聽了心里發緊。晚上,我在熄燈前問他們:“你們都出去干什麼呢?”瘦男孩笑了,反問我:

“一起去不就知道了?”

我撲棱一下拒絕了,速度快得嚇自己一跳。我意識到這是一次難得的深入機會,但沒做好這麼深入的準備。

直到離開,我都不知道任何一個人的名字。

傘面的工作令我精疲力竭,第四天,我申請換到傘骨崗。小的傘廠並不自己生產所有零件,更像是一個組裝工廠,所以我其實隻從車間的東北角搬到西南角。主管安排我的新工作是“穿中碟”——將一種塑料碟片,一一穿在傘骨的折疊處,防止它磨損。

中誠當時生產的是一批POE傘面的直骨高爾夫傘,有一米長,穿中碟時,我把它們頭朝里鋪在腿上,左手扶住分散的傘骨,右手撚碟片,穿上,左手換傘骨,右手撚碟片,穿上。碟片輕薄,抓一把夠干兩小時。我花了十分鍾就掌握了全部動作,熟練之後,每天至少穿一百打傘骨,重複9600個一樣的動作,就有60元。我終於能安心地在夜班後吃兩塊錢的炒河粉了。

鋁合金傘骨有很多毛刺,每天下來,我的手指手背就添了無數道細痕。可我並不在意這些,我還提前去車間,晚上下班了,我都最後離開。我喜歡上了穿中碟,它足夠簡單,讓我不再覺得自己愚蠢,它讓我不用想起“融入他人生活”的初衷,也可以忽略自己尷尬的現狀,每天重複的9600個動作,我覺得我還能夠把握眼前的一切。

第二周,我還嚐試了在中誠的澡間洗澡。那是七月的福建,平均氣溫30°,白天常達到35°,但前七天,我都隻是洗臉和洗頭,寧可捂著一身塑料味入睡。

中誠的澡間隻是一間空蕩的屋子,空蕩的意思是除了瓷磚和地板,連水龍頭、噴頭都沒有。這就需要在水房打水,用毛巾或水瓢解決問題。第一次去,我進去又出來,和別人確認了一次,才相信這真的是澡堂。

換崗後的第二天,我終於和同事們一起,或蹲著,或弓著身子,頭朝下,一毛巾一毛巾地擦拭自己。

總體上,我覺得自己在逐漸適應,也變得更加快樂。而且每天體重都在減輕大約一斤,現在,在工位上坐猛了,也不會立刻被肚子彈起來。食堂四塊錢的肉菜,夜宵兩塊錢炒河粉,我都吃得很習慣。每天,我都比之前做得多一些,晚上給母親打電話,我可以聽聽家里的變化,也能給她講些笑話了。

更令我振奮的是,我交到了兩名朋友:阿岑和阿桂。他們都是貴州的布依族人,初中學生,做暑期兼職。

眼前的生活,像了那麼一點進入社會的樣子。

5

阿岑和我是換崗之前熟悉起來的。我們一起上下班,吃飯,做工,像寄宿學校里結伴生活的朋友。阿岑從小就跟父母離開了貴州,輾轉廣東、浙江、福建,上學,兼職,從來就不會講布依語。

14歲的阿岑很少說起學校的事,也很少說起自己的事情。

我和女孩阿桂則是車間里的搭檔。她也做穿中碟,但比我快很多。我們工位相對,我每天能穿100打,她至少150打,而且絕不早來,也不晚走。我和她邊聊天邊做工,她靈巧纖長的手指在黑色的傘骨中翻動,有一種超過年齡的掌控力。

17歲的阿桂在山區長大,十歲才隨父母外出,所以會講布依語,但因為外出頻繁轉學,留了兩次級。

轉學在晉江不算難。晉江是對待外來人口最為友善的城市之一,外來子女入學幾乎沒有門檻,中學里,近一半的學生是外地人。隻要高中三年都在當地就讀,就可以參加福建高考,這些配套政策增加了晉江的吸引力。

阿桂不喜歡學校把外地學生和本地分開,單獨成立班級,無人不知他們的外地身份,而她年齡大,格外紮眼。

一樓的食堂有一台十七寸的彩色電視,架在西南側的牆角,午飯、晚飯和晚班結束時,都會有很多人圍著看。這是除了QQ彈窗外,大部分人接收外界信息的主要方式。屏幕一般情況下都鎖定一個頻道——湖南衛視。午飯時,“芒果台”能吸引十多個青年圍坐一起,邊吃飯邊仰起頭看青春偶像劇。

我走過搓衣板一樣的宿舍樓梯,它和車間一樣,就是斜著搭的幾塊帶棱水泥板,沒有扶手,如果你想,可以直接跳到下一層。走過水房,右轉到食堂側面,我瞥見至少幾十個人圍坐其中,桌上擺了零食,還有幾位買了啤酒。

我走進去找到阿岑,他和阿桂坐在一起。阿桂專心致志地看電視,阿岑則努力塞著零食。電視上是延時播出的《新還珠格格》第15、16集。2011年夏天,它的收視率全國第一。

沒有任何人知道遠方的甬溫動車事故,雖然被追尾的D3115次列車,正是從杭州開往福州南站。當然,此刻食堂里人沒有幾個來自福建,而且我們每天賺著計件工資,也不會和動車有任何聯系。

我坐在塑料凳子上,看了兩分鍾皇上在禦花園和五阿哥、爾泰的對話,然後向阿桂和阿岑告辭,繼續回床板上刷著微博。

我慢慢發現,中誠的工人里貴州人占了大半。阿桂和阿岑都來自貴州,而我同宿舍的幾乎也是。

晉江的流動人口約100餘萬,95%的外來人口來自江西、 四川、貴州、湖北、河南、安徽、重慶、湖南、雲南,貴州是其中名聲最古怪的一個。當地的貼吧中,對貴州人的歧視無處不在,他們貼出報紙上的社會新聞,常常出現的偷竊、搶劫、拐賣人口,嫌犯籍貫多是貴州。宿舍的貴州室友就對我說,晉江正規公司不喜歡招貴州人,因為他們覺得貴州“少數民族多”、“普通話差”、“喜歡打架”。

離蕭下村不遠的山前村,外來工人拉幫結派,群架的消息時有耳聞,“貴州幫”、“四川幫”、“河南幫”經常衝突,人們更提防著可能惹事的人。

中誠的工人另一個特點是年輕。三條生產線,150餘人,除了幾個搬運工,年齡都在20歲以下。車間里暑期工占了四分之一,最小的是熨傘面的男孩,才上小學六年級。

一天下午,我和阿桂對坐著穿中碟,偶然聊起春天時候家鄉的樣子。她說她喜歡去河里捉魚,我告訴她,直到五月份,黑龍江的冰面才化開。她咯咯笑了兩聲,話題轉到了中誠:“五月份時,這里的工人也就現在的一半吧。”

“為什麼這麼少?”我問。

“因為那時候沒拉到訂單啊。現在這兒拉了一筆高爾夫傘,要不然你、我、阿岑為什麼能進來?”,阿桂頓了頓,說:“阿岑剛輟學,就趕上招工,也算運氣好,大廠子根本不招這麼小的工人。”

我一驚,輟學?阿岑不是轉學到老家嗎?怎麼又輟學了?

阿桂笑了,“他打架把人家打壞了,學校開除他。回老家就是借口吧,像他這樣,以後會一直打工下去。”

我這才明白,為什麼我會如此容易地進入工廠,連身份證都不用登記,沒有工服,不必打卡。中誠就像一個擴大版的家庭作坊,一旦接到了大的單子,就快速招人,計件工作,而訂單完畢,工人得不到加班保證,就會陸續離開,直到下一次接單。流動性如此之強,同宿舍的人也就沒必要都認識,兩三周後總有人要走。

貴州散工不會被這樣的廠子嫌棄,我也一樣。

6

7月底,我的身上長出了紅點,很癢,穿中碟時,我也忍不住抓撓,最後越長越多。我擔心它和工作環境有關系,而且馬上做到一個月,離預期的時間不遠了。我決定離開,找了主管說辭職的事,本來沒有合同,也就沒有手續,隻是工資要下個月才發。我很快速地收拾好行李,去車間與他們告別,阿岑留了我的QQ號,就沒說什麼,阿桂攥著手,想挽留我:“你走了,這里就不好玩了。”

一個風很大的下午,經保安搜身之後,我坐著摩的返回安海。

之後,我和阿肖的朋友們吃了幾次飯,有開著路虎的闊少,政府高官的親戚,當地企業的年輕主管,由於閩南語的阻隔,我隻是不停地吃東西,最終能沒能和人談笑風生。半個月後,我坐著長途硬座去往昆明,卻因為吃了一碗壞掉的牛肉羹,上吐下瀉,臨時在閩西南的一座縣城下車。一天後,我拔了吊針,補了四十小時站票到昆明。我沒有達到“了解同齡人”的初衷,後來也失去了和阿岑、阿桂的聯系。

我隻確信了一件事——我曾經有過如此衝動的、不精確的熱情,有時候,它帶給我無窮的麻煩,有時候,它讓我感到開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