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朋友的母亲去世了,他哭得晕了过去,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我们吊唁完老太太,赶忙到医院去看他。

见到他时,他半躺在病床上吊点滴,眼睛红红的。来不及寒暄,他就开始跟我们数落起他老婆来:“哎呀,她要急死我了!我躺在这里算个什么事儿啊!家里天都塌了!我,我得回家忙大事儿去啊!”说完,他竟绝望地哑着嗓子号啕大哭起来。她老婆也跟着哭,用力按着他的手,跟我们说:“家里的事儿,有人忙。人家医生嘱咐过了,必须得输完了这瓶液再走——你们说,老太太要是九泉有知,肯定也愿意叫她儿子先在医院把身体治好了吧?你们快劝劝他吧,他这么闹,老太太怎么能走得安心呀……”

我们七嘴八舌地劝慰了他一番,无非尽是些“节哀顺变”之类的话。他稍稍平静了些,开始絮絮地跟我们说起了往事。

三十四年了。

三十四年前,我可怜的母亲犯了一个错误——一个她用三十四年的眼泪都洗不掉的错误啊。

我父亲死得早,母亲苦巴巴地拉扯着我和我姐姐过日子。三十四年前的7月28日凌晨,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我母亲侥幸从坍塌的平房中逃了出来,我和我姐姐却被压在了废墟下面——我在东屋,我姐姐在西屋。我母亲疯狂地喊着我们姐弟俩的名字,用两只手扒了东头儿扒西头儿,十个指甲盖都扒飞了。

天蒙蒙亮的时候,我三舅扛着一把锹从刘火新庄赶了过来。我母亲一见到我三舅,哇地大哭起来,说:“俩孩子都不见动静了呀……”我三舅为难地看看东头儿,又看看西头儿,问我母亲:“快说,先扒哪头儿?”我母亲说:“你扒东头儿,我扒西头儿。”三舅说:“不行!咱俩得一块儿上手,尽着一头儿扒!要不俩孩子都得耽误喽。”我母亲哭着说:“那咱就先扒东头儿吧……”就这样,我被先扒了出来。等他们再回头去扒我姐姐的时候,已经晚了……


我差不多听了上万遍这样的话,“你说我咋就昏了头,听信了你三舅的话呢!”我母亲坚持认为,如果她和我三舅各扒一头,我们姐弟俩就都可以活命。但是,我姐姐死了,永远不会回来了。

我母亲随身揣着我姐姐的照片,遇上高兴的事儿、不高兴的事儿,都要掏出照片来跟我姐姐说话。

在我姐姐五周年忌日那天,我家刚从简易房搬进新房。我母亲带着我,到十字路口给我姐姐烧纸。她哭着告诉我姐姐说:“闺女,咱搬进新房了。这回呀,你住东屋,让你弟弟住西屋——闺女呀,你愿意不?”那次的大哭,使我母亲本已哭坏的眼睛更加恶化,一点儿都看不见了。

我可怜的母亲,一直活在她认准的自己犯下的那个错误的阴影里。我发现,她后来甚至不能听到“东屋西屋”、“东头儿西头儿”这样的词语,一听到,就犯病似的浑身哆嗦,眼里的泪怎么都止不住。最近这几年,她脑子有些糊涂了,常把我当成早已死去的三舅,用哀求的口气跟我说:“三儿啊,你扒东头儿,我扒西头儿,俩孩子都能保住!”

我总觉得,我的身上有两条命——我的命和我姐姐的命。三十四年前,我母亲被摆在了一个让她撕心裂肺的选择面前,她选择了我,却又长年为这选择支付着高额的痛苦。现在,我母亲走了,我对我姐姐的在天之灵说:“姐呀,姐呀,你别可怨咱妈。人活世上,最要紧的无非一颗心、两只眼。咱妈把一颗心剜给了我,把两只眼剜给了你,她自己什么都没有了呀!姐呀,在那边替我照顾好咱妈吧……”

所有的人都哭了。年轻的医生擦着泪水塞给朋友一张纸条,说:“这是我的手机号。回去把家里的事儿料理好,要是感觉身体不适,就给我打电话,我到家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