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丰生物集团，涉及脐血储存、基因检测等多个领域。新京报记者 高敏 摄
展文莲生前与桂军民的合影。受访者提供
银丰生命科学研究院低温医学研究中心内冷冻保存展文莲遗体的液氮罐。新京报记者 高敏 摄
展文莲接受灌流手术。受访者提供
8月15日，是山东济南人展文莲的百日祭。在坟前，丈夫桂军民带了妻子的手机，播放着她生前最喜欢的歌之一《我只在乎你》：“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
这个皮肤黝黑“性格刚强”的男人哭了。他告诉妻子“家人都好好的，你放心”。
展文莲的墓其实是一座衣冠冢，她的身体则在别处：一个容量2000升、高约4米的不锈钢液氮罐。
在山东济南高新区的银丰生命科学研究院低温医学研究中心，隔着玻璃，可以看到数个大大小小的类似罐体。其中一个罐里，展文莲的身体正以头朝下的姿态被保存着，液氮可以使其保持在零下196度的极低温中。
展文莲就此成为中国本土首例人体冷冻的志愿者。
在此之前，2015年，61岁的重庆女作家杜虹罹患胰腺癌去世，家人遵从其遗愿，将其头部冷冻保存在专门从事人体冷冻研究的美国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会（以下简称“阿尔科”）的美国总部。
杜虹与展文莲的两次尝试均由美国专家阿伦·德雷克（Aaron Drake）主要负责，他在2016年全职加入了银丰生命科学研究院。
人体冷冻，让死亡从永别变成了未来再见。目前谁也不能保证展文莲一定能够复活，但人体冷冻给了家人一个期待，也为低温科学推进迈出了重要一步。等到未来疾病可以治愈时，或许还能复活。在家人心中，她只是生命被按了暂停键。
死亡后的手术
5月8日凌晨4时1分，齐鲁医院舒适医疗综合病房中，主治医生宣布展文莲呼吸和心跳停止，意味着在法律意义上，她已经离世。
日夜守候在病床旁的桂军民和儿子，望了一眼亲人，出了病房。病房外，来自银丰研究院的临床响应团队已经待命超过40小时，他们将对展文莲实施另一场手术。
时间点很关键，在病人临床死亡4-6分钟内介入，此时大脑细胞还没有大量消亡，基本的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还有，第一时间需要通过外力维持机体生理功能，这是后续手术的基础。
他们立刻对展文莲实施了气管插管，启动心肺复苏器来按压心脏，通过体外膜肺氧合来保证供氧，并迅速向她体内注射了抗凝、抗氧化和中枢神经营养等药物，同时通过循环系统快速输入冰盐水进行物理降温，来保证全身血液的循环，保证细胞和组织不因缺氧造成损伤。
桂军民和儿子一直等在病房外，直到4时11分，目送着展文莲被抬上从前晚22时20分便停在医院楼下的救护车才离开。5时14分，桂军民在朋友圈发布妻子去世的讣告，并回家布置灵堂，准备天亮后的追悼会。
载有展文莲的白色救护车内灯火通明，从医院急速驶出，13分钟后，便抵达13公里外的银丰研究院低温医学研究中心。此次人体冷冻至关重要的灌流置换手术在这里进行，即通过动脉插管，外部用体外循环机支持血液流动，从而用冷冻保护剂将人体内血液置换出来。
这是一条类似流水线的精确工作流程。
首先是降温。展文莲被抬到定制的低温手术台。阿伦·德雷克和齐鲁医院心外科医生、麻醉专家以及体外循环灌注师配合着，通过颈动脉和股动静脉建立起微创双通路循环，把血液引流出来，通过外部的泵支持血液流动。
当体温降至18度左右时，血液置换和多梯度的冷冻保护剂灌注开始进行。阿伦·德雷克坦言，人体内百分之六七十都是水分，水在低温下一旦结成冰晶，会刺破细胞膜，造成人体损伤。
对此，他们的办法是用防冻剂置换出体内的血液和水分。随着抽出体外的血液由深红变成浅红以至越来越淡，注入展文莲体内的防冻剂变得越来越浓稠，它会逐渐变成固体但不会结冰，最终展文莲身体的温度达到了3.2度，身体代谢也随着置换的完成大大减弱。
灌流持续了近6个小时最终完成，展文莲又被转移到大尺度程序降温床上，继续深度降温。银丰研究院工作人员称，这是世界上唯一一台可实现连续将整个人体从常温降到零下190度左右的自动控制设备，由银丰自主研发。
与当前低温保存技术广泛采用的降温设备一样，这台程序降温床也是使用液氮蒸汽进行降温，此次降温过程共用了3000升左右液氮，并配有二十多个温度传感器，实时监测和反馈每个角落的温度变化，通过电脑控制实现精准降温。
这台机器的突出特性在于能够实现连续降温，中间无需断档和转移过程，而过往降到一定温度再转移继续降温的手法会造成温差，造成身体破损，“在这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减少外界干扰至关重要。”银丰研究员说。
数十小时的程序降温后，展文莲身体内外温度都稳定在了零下190度以下。
整个过程持续了55个小时。
阿伦·德雷克在美国已经操作过70多例人体冷冻案例，这次他主要负责掌控全局并确定每个环节没有差错。降温曲线可以最直观地反映稳定程度，他一直盯着曲线。“曲线的弧度圆滑而漂亮”，这说明展文莲的身体很适应冷冻保护剂，降温没有产生大量冰晶，“对将来的复活更有利一些”。
5月10日晚，桂军民和家人赶到了银丰研究院，来见展文莲最后一面，只有10秒左右。
隔着操作间的透明玻璃，他们只能看到展文莲头部以上的部分，脱水令她看起来比之前瘦小了一些。他们本以为冷冻后人会变得干瘪，但看到眼前“很滋润，跟活人一样”的展文莲后，桂军民有些震惊，“恨不能用手去摸一摸”，一旁的儿子和小妹妹也都松了一口气。
11名研究人员对展文莲深深鞠躬后，她的身体被厚厚的睡袋包裹好，保存在金属舱中，再通过吊装设备将金属舱装入罐中并盖好。至此，展文莲的身体被转移至零下196℃的液氮罐中，与此前全球参与冷冻的300多人一样，度过未知的漫长岁月。
研究人员每天都来监测罐内的液位、内外温度以及罐体不同点的温度，每隔10-12天会向罐内充液氮，保证及时的补充和供应。目前，展文莲的状态“一切良好”。
决定
展文莲的患病和离世，对于桂军民来说都太突然。
桂军民半辈子都在从事体育工作，妻子展文莲也一直是运动健将，她是所供职银行的田径项目纪录保持者，还热衷篮球、排球各种比赛，家里不少锅碗瓢盆，甚至空调，都是她比赛赢来的“战利品”。
2016年6月，刚刚外出游玩回家的展文莲，发现颈部有个小疙瘩，去医院检查后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当年12月，她突发脑出血，检查得知肺癌发生脑转移已经3个多月，产生了耐药性。
此后，她的身体开始不可逆转地迅速衰竭。
今年春节后，桂军民将她送入了齐鲁医院舒适医疗病房，即临终关怀病房。在这里，医护人员和病人家属观点一致，放弃对疾病末期无意义的过度治疗和病人最后时刻无意义的过度抢救，医生的主要职责不是治病，而是缓解病痛，让病人有尊严地走完最后一程。
有一次，与病房主任类维富的偶然交谈，桂军民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
类维富告诉桂军民，人去世后可以冷冻起来。类维富本人已是“生命延续计划”的志愿者，如果合适，将来会通过捐献遗体的方式将自己的身体冷冻起来。在他看来，冷冻人体组织和器官，相当于家中多了一个“灭火器”，将来家人万一生病可以取来使用。对于低温医学研究发展，如果没有遗体捐赠的志愿者参与，很难推进。
此外，作为临终关怀病房主任，他也认为，这种尝试可以缓解病人和家属心理压力、带来安慰和期望。
桂军民此前听说人体冷冻，还是2015年的杜虹事件。当时他与妻子把这当作科技新闻，觉得很新奇，甚至想过将来能够这样也很好，但“费用太高了，要75万元，我们承受不了”。
桂军民一直不赞成火化。他和妻子达成一致，“人假如到了那一天，角膜、器官都可以给别人用，一把火烧了多浪费。既然人要离开这个世界，总得留给别人点什么。”
提起妻子，桂军民第一句话就是“善良，热心肠，啥都操心，闲不住”。她爱运动、爱跳交谊舞、爱唱歌。小区附近的公交车很久不来一趟，她看着冬天等在路边的老人，会忍不住打电话去投诉；卖菜的小贩没有零钱，她会回单位换一把零钱送去；她还是泉城义工的一员，每年都向学校捐赠书本……
展文莲很早就开始考虑器官捐献。多年前看新闻，她得知一个人意外离世后将眼角膜捐献给一位女孩使对方重获光明后，便开始琢磨器官捐献的事；直到她生病住院，还特地打电话给红十字会咨询过捐献器官事宜。
基于妻子的性格和二人之前的意愿，桂军民几乎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人体冷冻的提议。
他开始和银丰的团队接触，详细了解了人体低温保存手术的操作流程、技术未来的发展以及手术中存在的风险等。研究团队坦诚地告诉他，人体冷冻降温时，有冰晶刺破细胞膜和血管的可能性，这样细胞将失去活性、也没有办法实行血液循环了，这也就失去了冷冻的意义。
反复斟酌后，他还是决定试一试。他做好了手术失败的最坏打算——把还完好的器官都捐掉，然后火化，“大不了回到世俗的道路上”。
下定决心后，桂军民还需要与家人沟通。好在，展文莲的弟弟妹妹们、儿子都很快达成共识。儿子对他说：“这样至少我妈还没离开我们，还在眼前。”
展文莲当时几乎失去了表达能力，只能说单字。桂军民没有直接向她提及“冷冻”字眼，而是跟她商量：“你这个病现在无法解决，给你换个办法，你先睡觉，好不好？”妻子点头。“可是要睡很长时间，等你醒过来之后病就可以治了。”妻子抓着他的手说出单字“好，好”，事情就此敲定。
桂军民与有遗体接受资格的齐鲁医院签订了遗体捐赠同意书，与银丰研究院签订了生命延续计划知情同意书，通过齐鲁医院和银丰研究院的合作关系，妻子展文莲成为了人体冷冻项目的志愿者。
外界或多或少有议论，不理解的人认为人死了应该入土为安，有人觉得他们是在“穷折腾”，但桂军民的态度是“你说你的，我做我的”。
他中学就是学校里的“体育明星”，学习也不错，初中便与展文莲在一起，考试时由于觉得太形式化而不做卷子考零分的事情他也做过，一直有些特立独行，“我很难被外界左右自己的想法”，他加重了语气。
他不认为此事有违伦理，“要说违背的，只是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现在通过科学手段，在生命活动中按了一下暂停键，就这么简单。”
至今，他都觉得这是一件相比器官捐献更有意义的好事，无论医学还是情感上，对家人都有好处。就算不成功，“也是为科学做了贡献。”
阻力
在银丰研究院宣传中心主任李庆平看来，展文莲成为他们第一例实施人体冷冻的人，是源于机缘巧合和长期沟通，其中最重要的是家人理解：“最大的阻力在于观念，需要尊重病人本人和所有家庭成员的意见。”
促成此前杜虹头部冷冻的志愿者赵磊持有同样的观点。杜虹父母已去世，与丈夫离异，家庭关系简单，女儿女婿的坚定最终促成了此事。在他看来，“如果换成一些大家族，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这事儿就可能办不成，毕竟冷冻是有悖于传统的。”
在展文莲之前，李庆平已经接触了二十多例有意愿参加的人，但由于种种原因终未成行。
比如，2016年12月，山西一位肺癌患者已经从山西转移至齐鲁医院的舒适医疗病房，研究团队也做好了准备工作，但就在病人临终的最后一刻，远在家乡的父亲接了电话十分悲痛，说要见儿子，冷冻计划最终由于家人改变主意而“破产”。
人体冷冻的决定要提前做好，才能预留出准备时间给临时响应团队。之前也有病人到死亡的最后时刻才做出决定，还有家属在病人去世一个月后提出低温保存，但此时“已经不符合研究标准”。
要实施人体冷冻，李庆平和阿伦·德雷克均给出了医学上的标准，他们将以下几种情况排除在外：死于自杀或突发意外，身旁没人无法立即介入的；身体有残缺或有伤口，无法实施灌流的；脑死亡已无低温保存意义的。此外，还需遵循当地遗体捐献条例。
银丰研究院为何要做人体冷冻，李庆平给出的答案是为了促进低温医学在国内的发展，以推动疾病的治疗。他说，医学临床面临较大的需求是器官捐献和器官保存。如果捐献的器官不能很快移植便浪费掉了，低温保存技术是延长器官寿命的方法。
展文莲的案例，既是遗体捐献行为，也为人体和器官低温保存的研究提供了合适的样本。对此，李庆平承认，“此次人体低温保存只是科学研究向前迈了一个比较大的探索步伐。”
争议
银丰研究院所属的银丰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注册资本1亿元，其官网显示，截至目前银丰生物所辖公司已达26家，涉及脐血储存、基因检测、细胞治疗等多个领域。
再往上,银丰生物所属的山东银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8月，注册资本11亿元，主营业务为地产、金融和生物。
这次操盘人体冷冻的银丰研究院颇为年轻，成立于2015年。但在银丰研究院的宣传板上，1993年，作为其首席科学家的沈柏均成立了齐鲁医院低温研究医学实验室，是他们从事低温医学研究的开端。沈柏均曾是齐鲁医院教授、主任医师，从医院退休后加盟研究院。
银丰低温保存的研究始于细胞层面的低温保存和复苏，“目前已经完全掌握，而且应用于临床有1300多例。”李庆平介绍，他们正在研究且成功实施的还有自体皮肤、手指、卵巢组织的低温保存及复温。
这家起步于房地产的私营企业大幅度跨界生物学，在人体冷冻领域将自身定位为非营利机构，其商业性存在不少谜团。
就目前全球规模最大、成立于1972年的美国阿尔科而言，虽宣称并未盈利，但也不代表免费。在阿尔科，全身冷冻需花费20万美元，脑神经系统冷冻需8万美元。
此次展文莲的冷冻费用也不低。据此前工作人员向媒体透露，固定支持包括液氮罐、程序降温仪、体外循环机、呼吸机、实验室搭建等费用加起来至少接近700万，而此后每隔十几天就需补充一次液氮，每年大概需投入5万元。
据银丰和桂军民称，费用大部分来自银丰生命科学公益基金会的资助，而作为会员，桂军民向基金会捐了一笔款，但他并未透露具体数额，只说“尽自己能力捐了很少一笔”。
银丰生命科学公益基金会成立时间比银丰研究院更晚，在官网上，其法人期限始于2016年12月，注册资金为600万元，来源于银丰研究院和其他个人、机构的捐款，但之前未公开宣传。展文莲的事被公开，李庆平说，他们希望以此吸引更多志愿者参与其中，也需要资金的注入。
在展文莲之前，截至去年底全球已有300多位被医学上判定为死亡的人参与人体冷冻，但至今没有一例复苏，人体冷冻由于目前无法兑现复活却收费高昂而备受争议。
对此，银丰研究院的工作人员称，“目前不可能商业化，因为没有复活技术，只是一个科研性质的尝试。将来有了复活技术，才能进行商业化。”
目前，他们能做到的仅仅是细胞、组织、皮肤等冷冻并回植，大型器官的冷冻和复温仍在研究层面。至于人体的复温乃至复活，则显得遥遥无期。
阿伦·德雷克向记者坦言，对于人体冷冻后的复活，首先要解决疾病的治愈问题，其次复温技术也远不成熟，比降温更麻烦，同样面临冰晶刺破组织的损害问题。
关于人体冷冻面临的法律风险，银丰研究院和齐鲁医院在病人被宣布呼吸心跳停止后才介入手术，并通过遗体捐赠的方式规避了法律风险。
但是,如果未来人体真的能够复苏，其面对的伦理和法律问题仍是难题。上海海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晔分析，目前相关法律仍处于空白状态，关于人复活后的身份认定以及伦理问题的争议将一直持续。
对于实际参与者来说，比如阿伦·德雷克和银丰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人体冷冻再复活无关长生不老抑或死而复生，作为一种医疗技术，它就像通过吃药或者手术延长生命一样，更多是“低温医学的一个终极梦想”。
桂军民和家人则通过这个方法，得到了“亲人并未离开”的安慰。现在聊起来，桂军民依然觉得妻子“只是累了，先去‘偷懒’休息了。”
他也成为了银丰“生命延续计划”的志愿者会员，甚至希望在妻子醒来的那天，自己也能一起醒来陪着她。“睡醒啦！你这一觉睡得够长的啊。”桂军民想象过无数次未来再见妻子的场景，“把睡觉这段时间欠下的活全干了吧。”他还不忘调侃。
新京报记者 高敏 王婧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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