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野合”到同居，那都不是事兒
先秦時代，人們壓根就沒有什麼處女觀念。按《周禮·地宮·媒氏》記載，仲春二月是男女相會，特別是未婚男女狂歡的節日。在這些日子裡，要是有誰無緣無故地禁止別人的狂歡“野合”，就會受到官方的處罰。
《詩經》中有大量這樣的男歡女愛及愛情內容的描寫，對男女之間的接觸與縱情狂歡毫無避諱，表明《詩經》對性的宣揚是直率的，有時甚至是誇耀的。人們對“野合”並沒有絲毫的下流羞恥之感。
到了秦漢，風俗也相當的粗獷。比如漢文帝的媽媽薄姬在嫁給劉邦之前，是魏王豹的老婆。漢武帝的媽媽王美人，在嫁給漢景帝劉啟之前是民間金王孫的老婆，還生過女兒。三國年間，曹操每攻佔一座城池，專找當地的寡婦，從不待見處女。而他的兒子曹丕，還娶別人的老婆為妻，生下的兒子曹睿，就是魏國第二任的皇帝。如果當初處女情結是時代主流，這太子娶一個二婚熟女，為了皇家的禮儀，他也必然會受到干涉。
唐代更是熟女們的好時代。正史《新唐書》中，唐代前半期的公主大約有一百名，其中再婚的公主就高達三十名之多。詩人李商隱就曾寫道：”女笄上車，夫人不保其貞汙”，意思是新娘子不保證就是處女。
在唐代，甚至可以由女方主動提出離婚，叫作“義絕”（男方提出離婚的理由叫做“七出”），其協議離婚的理由通常為性格不合以及男方長期不在家，這些都能得到官方的承認。晚唐年間，有一個名叫呼延冀的人攜妻去外地赴任，中途因故與妻分別。分別時，妻子就說：“如果你不來接我，我馬上就出走，肯定有接受我的男人。”呼延冀到任後沒多久，就收到了妻子的分手信，說她有了新的男人。（見李隱《瀟湘錄》，《太平廣記》卷344）。
敦煌地區的唐人更甚，還有試婚風俗，和今天的婚前同居無異。敦煌遺留的文獻中，曾出現一卷殘文的標題：《優先婚前同居書》。這實際上是男女雙方在正式婚配前實行試婚同居的文字契約，你看，比現代人還有遠見。
禮教還是有，玩票性質大
也不是說古代中國從來沒有貞操觀念。從封建禮教開始發展的秦漢時期，統治者都宣導過男女之規與女子貞節，但是並非視為十分嚴重之事。
秦漢時期有劉向的《列女傳》、班昭的《女誡》以及《禮記》的獨立成書，給予婦女理論指導。在實行時，統治者還採取一些行政與法律措施，像秦始皇就曾在泰山、會稽等地在石頭上刻字提倡貞節等。漢朝的皇帝也效仿秦始皇獎賞貞節婦女。
晉代張華所作《博物志》中記載了用來檢驗處女的技術——守宮砂（守宮又名壁虎），就是小龍女手臂上那顆痣，用法大概是把壁虎用丹砂餵養，然後把它搗爛，成為一種紅色顏料，點在女子手臂上，就終年不褪，如果她與男人性交了，紅色就會褪掉。在愛科學懂禮貌的壹讀君看來，這種做法最後測出來結果的真實性實在值得懷疑。壁虎主治蚊蟲叮咬、癱瘓、破傷中風、反胃膈氣等疾病，跟貞節好像扯不上關係。
宋、元開始較真，但也挺糾結
雖然如此，但從總體上看，在這一段漫長的歷史中，對婦女的貞節觀念還是較為寬泛的，寡婦再嫁決不會被視為不符合禮教的規範而嚴加指責或禁止。到了宋朝，就開始玩真的了。
中國古代婦女貞節觀念發展的轉捩點發生在宋元時期，貞操觀在這一時期得到了空前強化，尤其在元朝。但是，在這一時期處女情結的形成並非一蹴而就，而是經過一番糾結與陣痛。
到了宋朝人們開始對貞操這個東西變得在意起來，我們能理解是因為程朱理學的發展，各種口號諸如“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男女授受不親”等都是由理學提出。
但是，理學在這一過程中的宣揚和執行實際上處於脫節的狀態，導致宋朝從宮廷到民間，真正日常中的男女之情，並沒有受到制度性的全面管控，婦女再嫁普遍。
社會風尚的傳承具有較大的穩定性和歷史慣性，元代貞節觀念也延續了宋時的開放風氣，而蒙古政權在由北而南逐步推進的過程中受到南方理學的影響也較為緩慢，元朝統治時間又較短，導致了“統治階級宣傳貞節，社會下層繼承前朝”的糾結局面，並且羅普大眾在這一博弈中占了上風。
《牆頭馬上》是元雜劇四大愛情劇之一，劇中極力宣揚男女自由結合，男女主角私奔同居，被拆散後又重新團圓。元代戲曲中不少都著重男歡女愛，並無太多束縛。
另一方面，壹讀君要引入一個期盼已久的高大上詞彙——頂層設計。在強化婦女貞操觀方面，元朝統治者也一直在搞頂層設計，並確實在不斷向下滲透，包括對婦女貞烈行為作出制度上的規範，例如四處搜羅貞烈女子事蹟並給予表彰。雖然聽起來與這個朝代的總體氣質不符，《元史·列女傳》中關於婦女節烈事蹟的記載大大超過前朝。
當然，由於這些表彰制度在執行上不到位，對於婦女離婚再嫁的制度規定也大多沿襲前朝較寬鬆的特點，加上蒙古族本身風俗習慣的影響，導致在這一時期出現了婦女貞操觀確實強化了但總體比較淡泊的局面。
理學中“存天理，滅人欲”的觀念徹底用於禁錮婦女的情形發生在明清。明代正式確定了理學在思想文化領域的統治地位，對於貞節的獎勵也用力最猛，發展到清代，對女子貞操觀的重視達到極端的狀態，現在看來缺乏科學依據的用來驗處女的初夜“見紅”方法像宗教儀式一樣被推崇。
洋人漢學家：沒隱私激發了“假正經”的處女情結
不過對於這一時期，處女情結在社會上的普遍強化，外國的漢學家有不同的視角。荷蘭漢學家高羅佩認為是蒙古人對漢人嚴格的戶籍和住房管理制度導致隱私空間被壓縮，並引申至處女情結。
首先，大城市中的每家每戶都成了嚴格管控的“宿舍”，整座城市成了一個大宿舍——或者說，大監獄。“西元1276年以後，自蒙古人侵佔杭州城始，每家每戶就都有義務在門口貼上一張戶口清單。”（謝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
“該城的每一位市民——都有習慣在他的門上寫上他、他的妻子、他的傭人以及所有和他同住一處的人的名字。……家中有人亡故，就須將其名字抹去；若有孩子降生，亦須再添加上去。這樣，統治者就能夠確切地掌握城中的居民人口。這也是遍及中國南北的通常做法。”（《馬可•波羅遊記》）。
在嚴格的戶籍和住房管理制度下，元朝軍事當局還經常指定安排蒙古士兵住進漢人家中。“房東便想法設法把家眷關在自己的房間裡，並且開始越來越讚賞儒家把婦女隔絕起來的規定。……正是在這個時期，中國人的假正經已經顯露苗頭，他們開始竭力掩飾其性生活，使外人無法窺知。”（高羅佩，《中國古代房內考》）自由活動的空間消失了，隱私也日益被壓縮。
在所有住宅被高度監控和管制，以及私宅被異族軍人入駐的恐懼之中，中國人開始越來越將女性隔離起來，不讓她們與陌生男性有任何接觸。就是在這個背景下，中國人的處女情結越來越盛行，而且借著驚恐和被異族征服和佔領帶來的羞辱感而越來越深入人心。
總之，假正經也好，真性情也罷，在處女情結這個問題上，祝大家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