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滬寧籌謀在台灣公開組建以中共為政治背景的社會民主黨。（網路圖片）
二○○二年胡錦濤成為中共總書記，並逐步從江澤民手中接掌解決台灣問題的主導權。二○○五年末，王滬寧不失時機向胡錦濤提出一個具有政治戰略性的構想，即籌謀在台灣公開組建以中共為政治背景的社會民主黨。胡錦濤看後大為讚賞，稱之為極有前瞻性、極有創造性的構想。王滬寧也由此得到胡錦濤的寵愛和倚重。
王滬寧的上述《構想》一文第一部分，是論述在台灣組建受中共絕對控制的社會民主黨的必要性。王滬寧認為，對於民進黨，在政治意識上必須禁絕，在組織上要予以瓦解，即使“一國兩制”實現後，台灣的“民主制度”下，也不能允許台灣獨立的思想意識“自由氾濫”，否則後患無窮。國民黨雖然可以通過統戰工作成為中共的政治盟友，可是，國民黨的基層和本土派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十分仇共，而且國民黨在台灣命運大變動中的社會控制能力也很值得懷疑，所以，從政治立場和政治能力兩個角度考察，完全相信國民黨，把所有政治雞蛋都放在國民黨這一個籃子里是不穩妥的。在解決台灣問題的過程中，以及在統一台灣之後，在台灣必須有一個完全服從北京政治意志的強大政治組織，才能確保中共的政治戰略順利實現，才能確保統一後的台灣不再繼續成為政治麻煩的製造者。
王滬寧特彆強調，以“一國兩制”的方式統一後，“如果我黨不能作到對台灣的所謂民主的實際政治控制，台灣很可能變成引發大陸政治動亂的策源地。對此，我們必須有清醒認識，未雨綢繆。‘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
王滬寧提出，組建中共絕對控制的社會民主黨，並讓其通過選舉成為執政黨，是統一後中共實現對台灣民主的絕對控制的唯一之途。他寫道：“‘一國兩制’實現之後，繼續讓民進黨和國民黨這兩個黨在台灣政治舞台上輪番作表演，不應當是我們的目標，也不符合政治邏輯的強存弱亡的規則；在大陸優勢而強勢的社會主義制度背景影響下，性格中有極強的實用主義基因的台灣人，選擇受到我黨政治、經濟強有力支持的台灣社會民主黨執政，將是歷史的必然。通過確保社會民主黨以選舉的方式執掌台灣的權力，牢牢控制住台灣的所謂民主制度，也就一勞永逸地消除了台灣引發大陸政治動亂的隱患，從而確保我黨在包括台灣在內的全中國的實際執政地位永不動搖。”
王滬寧在《構想》一文的第二部分，重點分析了組建台灣社會民主黨的實際可行性。他認為，在大陸投資，或者與大陸建立密切經濟關係的二百萬台商，以及受這些台商影響的範圍更廣泛的台灣人，是中共組建台灣社會民主黨最主要的社會基礎，他寫道：“自古‘商人重利輕別離’，視利潤為生命是商人的天性。大陸有充分的能力讓台商得到在其他地方投資無法相比的利潤，但同時要讓他們明白，獲得利潤的前提是在政治上支持我黨解決台灣問題的原則立場。當然相關機構這樣做的時候，要充分注意方式方法，要含蓄、委婉，不要讓人家感到威脅，不要傷害人家的自尊心。……在台灣社會中，資本是最具能量的社會要素。對於二百萬台商，以及他們在台灣各階層輻射的影響力如果運用得當，我們組建台灣社會民主黨的方案就具備了成功的基本社會條件。”
王滬寧還指出，通過以前長期秘密滲透和秘密的統戰工作，中共已經在台灣社會中形成階層分布廣泛，數量可觀，具有相當社會影響力的秘密力量。如果繼續以往那樣只限於在收集信息、引導輿論等方面使用這隻秘密力量，是“大材小用，浪費資源。”通過組建社會民主黨的方式，利用台灣所謂的民主制度，使這隻秘密力量由各自為戰的分散狀態，公開合法地形成統一的政治組織，實際是中共的政治能量在台灣的一次大提升。因為，從非組織化到組織化就是政治能量的倍增器，同時由秘密狀態轉變為公開合法的存在，也會擴大社會影響力和社會活動空間。王滬寧寫道：“經過長期培育的這隻秘密力量，政治可靠，又與台灣社會水乳交融。是我黨寶貴的政治財富。好鋼要用在刀刃上。現在到了打造解決問題的政治寶刀的時候了，這把政治寶刀就是我黨在台灣的政治經理人——台灣社會民主黨。我黨在台灣的秘密力量這塊好鋼，也到了用在刀刃上的時候了。這隻秘密力量要成為台灣社會民主黨的政治核心和思想靈魂，再加上二百萬台商及其用資本的能量在社會各階層的輻射的影響力，那麼，台灣社會民主黨一旦公開宣布成立，一定能產生震撼性的政治效應，並迅速在台灣社會站穩腳跟。”
王滬寧這份《構想》由於得到胡錦濤的極力支持，很快就進入實際的操作過程。二○○六年，由中共組織部、統戰部、公安部、國安部、總參二部抽調的人員，共同組成“台灣社會民主黨籌建工作組”，全面負責這項任務的實施。二○○八年六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更把籌建台灣社會民主黨列為政治統戰工作最重要的內容之一。
上述“籌建工作組”組成後，開始統一協調中共全國各相關單位在台商中的相關工作。為了使所謂台灣社會民主黨更具社會和政治影響力，“籌建工作組”花很大力氣，篩選將來可能作為該黨檯面人物的候選人。列入這個候選人名單的，有台灣演藝界的明星、著名教授、宗教界人士、著名企業家、電視台名嘴等。
王滬寧擔任上述“籌建工作組”的首席顧問。他要求“籌建工作組”要特別注意從國民黨和民進黨中拉出一些標誌性人物，將來加入社會民主黨，並委以重任。王滬寧認為，國民黨和民進黨中的標誌性人物，轉而成為社會民主黨的標誌性人物，對國民黨和民進黨可以起到強烈的分化作用，而分化就是弱化；它們弱化了，社會民主黨就相對得到強化；“這就是辯證法，這就是政治相對論。”
根據王滬寧的意見，“籌建工作組”曾把宋楚瑜、許信良等二十餘名國民黨和民進黨中已被邊緣化的標誌性人物，列為重點工作對像，爭取他們同意將來出任台灣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後來根據情況，上述名單不斷調整變化。比如宋楚瑜已被從名單中刪除，理由是“此人積怨甚多，另組新黨後影響力迅速下降，且為人詭詐多變，不足依靠。”
在王滬寧指導下，“籌建工作組”對於台灣社會民主黨的籌建提出一個總體方針，即“秘密籌組，適時公開”。所謂“秘密籌組”，就是黨綱黨章的起草，組織系統的構建和完善，運作模式的設計等政治組織的要素，都要在不公開的狀態下完成。據知情者透露，王滬寧曾就此說：“公開前的準備工作必須達到‘萬事具備，只欠東風’的完備程度。台灣社會民主黨的十月懷胎要在保密狀態下進行，一朝分娩，出生的就不是一個嬰孩，而是一個強壯而充滿活力的青年。”
經過反覆討論，《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中最後確定，在台灣公開註冊社會民主黨的時間，定於二○一二年春台灣大選之後，到新當選總統就任之前的時間段中。根據不同的選舉結果，社會民主黨公開成立的第一項政治任務也不同：如果民進黨勝選，社會民主黨就要在新總統就任之前，國民黨還在執政的時限內，以台灣出現‘台獨’的重大危險為理由，聯合國民黨，要求中共立即派軍隊進入台灣，控制事態；如果是國民黨的候選人繼續當選，社會民主黨就要採取有效措施，發揮最大的政治影響力，推動國民黨當局在二○一二年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之前，同中共簽定以撤銷中華民國國號，廢止中華民國憲法，統一實施中共憲法為前提的兩岸統一的政治協議。
中共內部對於在台灣扶植、組建一個受其絕對控制、代表其政治意志的政黨，意見高度一致。只是在政黨的名稱上曾有爭論。一種意見認為這個政黨應當直接命名為台灣共產黨，其理由在於，這樣命名可以更明確體現該政黨與中共的政治淵源。但王滬寧堅持要用“台灣社會民主黨”這個名稱。他認為，一個切實可行的政治方案應當既具備堅定的原則性，又要具備充分的策略性。如果起名叫台灣共產黨，是一種缺乏策略性的選擇。因為那會直接暴露中共同台灣共產黨之間控制與被控制的關係，不利於該黨在台灣民眾中爭取人心，擴大影響。而且，台灣已經有一個叫“共產黨”的組織，如果搞出雙胞胎來，從起步那一刻，就會人為造成不必要的困撓。這顯然是不智之舉。而起名台灣社會民主黨，則既可以實質上為中共所控制，表面上又顯示出自主性，是一個同時具備了原則性和策略性的明智選擇。最後，在胡錦濤支持下，王滬寧的意見被接受；中共決策組建台灣社會民主黨，作為將來中共在台灣的政治代理人。
成熟的自由民主社會中，政治只是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內容。極權社會雖然也有經濟、文化、教育等等不同領域，但所有這些領域最終都在專制權力的作用下，歸結為極權者的政治意志。所以，極權社會是政治社會，極權政治則是陰謀政治。
中共對台灣的政治統戰方案，顯示出極權政治陰謀性的經典表述。雖然中共制定了詳盡的對國民黨和民進黨的政治統戰方案，但其意卻在“山水之間”——中共政治統戰方案的底牌上只寫著“台灣社會民主黨”。利用台灣的民主制度，公開組建台灣社會民主黨，然後，通過對社會民主黨的操控和政治、經濟的全面支持，幫助其獲得並保持執政黨的地位，從而以台灣社會民主黨為政治代理人，實現對台灣的政治統治——這是中共對台灣政治陰謀的最終目標。一言以蔽之：中共要借台灣的民主之名，埋葬台灣的民主，使之名存實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