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講一段往事：
曾有一對台灣情侶在南非旅行，
碰到一位出租車司機，路上一直哼著一首歌。
他對情侶說：
這是我媽媽生前最愛的歌。
1993年，我和媽媽在剛果的一家中國餐廳裡聽到這首歌。
媽媽非常喜歡，餐館老闆就送了她一盤磁帶。
不久後，母親去世，磁帶不翼而飛。
每當思念母親時，非洲司機都會想起這首歌。
為此，他特意跑回剛果去尋找那家中國餐廳，不想餐廳早就倒閉了。
後來，每當遇到中國人，
他就會問他們：
“你知道這首歌叫什麼名字嗎？”
可惜，他找了很多年，沒有一個人能給他答案。
最後，台灣情侶告訴他：
這首歌叫做《戀曲1990》，寫這首歌的人，名叫羅大佑。
他寫的是一個男人思念一個女人，
想念那個女人烏溜溜的黑眼珠和甜美的笑容。
聽到這裡，非洲司機喜極而泣，
一面說著“那個漂亮女人一定就是我媽媽”
一面伴隨著音樂哼唱，唱著唱著便掩面痛哭。
早在2000年，羅大佑曾到上海開過一場演唱會。
無數來自北京的文藝青年，
包了一節火車車廂直奔上海，只為見他一面。
那些人裡面，有做《曉說》的高曉松，
有做《十三邀》的許知遠，還有做《讀庫》的張立憲。
高曉松曾回憶道：
“演唱會結束後，上海整條街的酒吧，
大家抱琴歌唱，一首又一首羅大佑，
大家在那裡懷念自己的青春，懷念那些熱血沸騰的歲月。”
對此，曾有記者問羅大佑：
“你不擔心嗎？上海演唱會，大家是為了懷舊而去的。
可隨著時間推移，70年代的人不再懷舊了，
80年代的人又不夠熟悉你，你怎麼去面對這一切？”
我想，那個非洲司機已經替羅大佑給出了答案：
無論歲月如何變遷，時代的節奏如何變幻，
那些打動人的旋律，根植在人們心頭的感動和激情，永遠都不會消逝。
因為它們來自人類心底的共情，
來自那些蜿蜒歲月裡，時間和生命的對話。
而羅大佑，早已寫下了太多這樣的旋律。
01
1982年，28歲的羅大佑還在醫院放射科做醫生。
一天，他收到台北市議員送來的一堆體檢病歷，
其中有兩個人的名字令他一生難忘，
一個叫“陳水扁”，一個叫“謝長廷”。
那一年，羅大佑來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因為專輯《之乎者也》的出版，羅大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矚目。
幾乎一夜之間，他成為了台灣無數青年人崇拜的精神偶像。
但此時此刻，羅大佑內心深處卻遭受著巨大的煎熬。
他不知道自己是該繼續做一個醫生，
還是義無反顧地擁抱他一生最愛的音樂。
1954年，羅大佑出生在台北。
父親是醫生，母親是護士。尚未懂事的年紀，
父親就為他和哥哥姐姐安排好了未來的人生道路：從醫。
父親不但醫術高明，還是一位音樂愛好者。
在他看來，醫生如此受人尊重的職業，應當具備很高的修養。
於是乎，買了一架鋼琴回家，逼著羅大佑彈琴。
一枚硬幣放在手背上，坐直了身板，一彈就是兩三個小時。
母親在旁邊一邊織毛衣一邊監督，
直至秒針走完規定的時間，羅大佑才能出去玩。
起初，羅大佑心裡也是逆反。
憑什麼別的孩子可以在外面玩，自己卻要悶在家裡彈琴？
時間久了，彈莫扎特、彈肖邦，這才一點點浸進去。
羅大佑開始覺得音樂其實蠻有意思的。
多年後他說：
“要感激父親那樣逼我，
那時他給了我許多東西，只是我當時並不明白。”
喜歡上音樂後，羅大佑參加了學校的鼓笛樂隊。
一次藝術節表演，他在舞台上打鼓，
過了一個月，回家路上被其他年級的孩子認出來，
那時候才覺得，哇，原來自己還挺出風頭的。
後來寫作文《我的志願》，
每到一個新年級，老師就讓寫一次，
羅大佑每一次都寫的是：想去做音樂。
父親看出苗頭後，對此並不讚許。
二戰時，父親曾被抓去南洋當車夫，國民黨敗退後，
又在越南當軍醫，一生大半時光，受盡人間苦楚。
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從事一份踏實、穩定的職業，不要再過顛簸的人生。
當時在台灣，醫生可謂是最受人尊崇收入最好的職業之一，
他當然不希望羅大佑做什麼音樂。
可自打接觸到吉他後，羅大佑就瘋狂愛上了這件樂器。
不吃飯都要練習，練到最累的時候，可以抱著吉他在床上睡去。
那時，父親就常常提醒他：
“我讓你學音樂，不是讓你痴迷，只是為了陶冶情操，
你不要在這上面花費太多精力，
還是得老老實實唸書學醫，明白嗎？”
羅大佑只能無奈地將吉他放到一邊。
02
讀完高中，羅大佑遵從了父親的安排，考取了一所醫學院。
對於成績，他自己並不滿意，
於是主動休學，準備考一所更好的學校。
休學那一年，他獨居台北補習。
結果學沒怎麼上，整天跟一群音樂愛好者混在一起，
組了個名為“洛克斯”的樂隊，
白天排練，夜裡跑去歌廳駐唱。
一個月下來，可以賺4000新台幣，
然後餓著肚子拿來買樂器。
一年補習結束，羅大佑還是考入了同一所醫學院，
只好硬著頭皮去讀。
那時的羅大佑，心底也有猶疑，知道玩音樂沒有出路，
對從醫也不排斥，所以又想當醫生，又想做音樂。
學醫的同時，他花了大量時間聽外國歌曲，自己研究旋律。
閒來無事，把余光中的《鄉愁四韻》
和徐志摩翻譯的一首英文詩譜曲。
正巧，當初“洛克斯”的成員王振華在做副導演，
聽了他寫的歌說：
“你這麼有才華，來幫我們的電影做配樂吧。”
羅大佑問什麼電影，王振華說：“《閃亮的日子》。”
羅大佑聽了，不太敢答應。
他從沒發表過什麼作品，也不知道自己寫得如何，
只說先嘗試著寫兩首吧。回去搗鼓了兩首曲子，
導演一聽，讚不絕口：“好了，別猶豫了，配樂由你來做！”
就這樣，羅大佑寫出了那首著名的《閃亮的日子》。
歌曲由當時跟鄧麗君齊名的劉文正演唱，
一經問世，立即成為金曲。
不過名聲在外的是劉文正，沒人關心寫歌的是誰。
只有一個人，留意到了羅大佑。
那個人，就是張艾嘉。
在為《閃亮的日子》創作配樂時，
羅大佑與女主角張艾嘉越走越近，互生情愫。
對於羅的才華，張艾嘉無比讚賞。
羅大佑的愛戀也是一時洶湧，為了向張艾嘉表達愛意，
一下子送了她兩首歌，一首《童年》一首《光陰的故事》。
尤其是《童年》這首歌，前前後後寫了5年，
毫不猶豫地送給了戀人。
可是，專輯發售後，人們記住了張艾嘉，
記住了《童年》，卻還是不知羅大佑。
這時，羅大佑已經在醫院實習。
那是他青年時代最苦悶的時光。
此前，他覺得做醫生也還不錯，
真進了醫院，才發覺日子太枯燥了。
每天抽血化驗、蒐集X光片、去別的科室會診，
還要幫病人開刀，最累的時候，一天下來只睡三四個小時，
稍微不注意，就會被主治醫生罵得狗血淋頭。
在一個個直面生老病死的日子裡，
羅大佑只好再次憑藉音樂開解自我。
他一邊讀著塞林格的《麥田守望者》一邊埋頭寫自己的歌。
那時他尚且不知，自己即將在台灣掀起怎樣的滔天巨浪。
03
1980年2月28日，那是羅大佑畢生難忘的日子。
當天他正在給一個受傷的小孩縫頭皮，
一個身受重傷的女孩忽然被送到醫院。
女孩是台灣政治運動“美麗島事件”發起人的長女，
和母親一起遭遇了政治暗殺。
手術後留下了一根胸腔穿刺針，長尺許。
當天是羅大佑當班，其他人離開後，他悄悄將穿刺針保存了起來。
那根針，也刺痛了他的心。
80年代的台灣，政治空氣極為緊張。
各種民間運動、自由訴求噴薄而出，青年們的內心動盪不安。
各種政治強壓手段，令他們有著無處訴說的苦悶，人生充滿幻滅。
羅大佑正是其中一員。
和那些唱著甜膩情歌的民謠歌手不同，在寫完《光陰的故事》後，
長期在醫院工作的他，看到社會種種現狀，
接觸到台灣政治底層令人恐怖的邏輯，他開始審視整個台灣社會。
在做實習醫生時，羅大佑創作完一系列作品，開始自己錄製。
為了讓更多人聽見這些作品，
他委託日本同學把作品帶到大阪編曲演奏，
再寄回台灣自己配唱，為此花光了全部積蓄。
但羅大佑知道，必須這麼做不可。
這些音樂是他對整個時代的思考，也是他表達內心的唯一途徑。
拿著樣帶，他找了好幾家唱片公司。
人家一聽，就覺得太古怪太小眾了：
“什麼《之乎者也》啊，這麼奇怪的歌誰會聽？”
羅大佑沒有放棄，最後找到了滾石。
當時他心意已決，出完這張專輯，就放棄音樂，
披上白大褂，一心一意做一名醫生。
滾石老闆說：
“好吧，我不敢預估你這張專輯的命運，但我可以賭一把。”
結果專輯一出，全台灣為之震動。
在所有青年人甚至全社會都找不到情緒出口時，
羅大佑用他的《之乎者也》為大家在晦暗的天空上
打開了一扇窗戶，讓光流注進來。
在一個情歌大行其道的社會，
身穿黑衣、戴著墨鏡的羅大佑猶如夜中閃電一般告訴人們，
音樂是有力量的，它不僅可以表達情愛，
還可以批判社會，可以關注文明的進程，關注歷史的脈搏。
這張專輯有多牛，拿高曉鬆的話說：
羅大佑和崔健一樣，都是不可逾越的。
是他倆讓我們明白了，流行音樂不僅可以談小情小愛，
還可以表達譏諷和憤怒，為人類文明的墮落拉響警報。
這倆人把華語音樂提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度。
確實，《之乎者也》裡的那些旋律、那些歌詞，可謂一騎絕塵。
羅大佑用他極具文學化風格的表達，一句句拷問著現代人的神經。
在《之乎者也》裡，羅大佑充滿批判口吻問道：
“現在聽聽我們的青年他們在講什麼？
但是要想想到底你要他們怎麼做？”
在《鹿港小鎮》裡，他記錄著繁華都市對年輕人的吞噬，
表達他們身處現代文明的迷失：
“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台北不是我想像的黃金天堂，都市裡沒有當初我的夢想！”
緊接著，羅大佑一邊做醫生，一邊頂著各方壓力發行了《未來的主人翁》。
這張專輯繼續將台灣的自省風潮推向極致，
當初原本已對社會無力對前途感到渺茫的年輕人突然為之一振，
不少人開始參與社會運動。
樂評人馬世芳曾說：
回頭看這幾張作品掀起的社會效應，
其規模之大、延續之久，
整個台灣流行音樂史上除了羅大佑，似乎還沒有任何人製造過。
在歌曲《現象七十二變》裡，他犀利地譏諷，
說“有人在黑夜裡槍殺歌手”，
有人“每年都要吃掉一條高速公路”，
說“高樓越蓋越高，人情越來越薄”，
說“彩色電視越來越花哨，能明辨黑白的人卻越來越少”。
最後，這首歌被寫進了大學教材。
連羅大佑自己都沒想到，自己的作品會引起如此巨大的震盪。
無數青年在他的音樂中尋找失卻的理想，重拾信念。
《之乎者也》這張幾乎胎死腹中的專輯，
不但一時間狂銷15萬張，日後還被評選為台灣200強唱片第一位。
但羅大佑卻笑不出來，一方面，他開始苦惱人生選擇，
到底是繼續做醫生，還是轉行去做音樂人。
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壓力越來越大。
很快，麻煩就找上門來。
04
早在寫《閃亮的日子》時，羅大佑就遭遇過歌詞審查。
歌中那句“我們曾經共同哭泣，也曾共同歡笑”，
最終被改成“我們曾經歡笑，邁向成功之路”。
因為當局覺得“哭泣對社會來講太負面了”。
羅大佑那時才明白：
想獲得機會演唱自己寫的歌，必須字斟句酌，小心翼翼。
在寫《之乎者也》和《未來的主人翁》時，父親很是擔心他的安危。
有一次兩人在樓道裡碰頭，父親忽然說：“政治上你要小心一點。”
這時人們眼中的羅大佑，不僅是一個歌手，還是一個鬥士。
所以，在第三張充滿溫情的專輯《家》發行後，
憤怒的青年開始指責他，說他失去了戰鬥的姿態。
而當局又覺得他不夠規矩，在歌曲審查上多有刁難，
導致《家》的發行困難重重。兩方面都對羅大佑表達了強烈不滿。
加之當時感情破碎，前途渺茫，不知能不能再靠音樂為生，
羅大佑感覺自己撐不下去了。就在這時，父親趕到身邊，
按著他的手讓他簽字去美國：
“放棄音樂吧，去美國考一個醫生執照，老老實實生活，別再為難自己。”
1985年，羅大佑抵達美國，住在混雜著各色人種的紐約第七區。
拍攝《英雄本色》的吳宇森跑去看他說：
“你膽子也真夠大的，這種地方我們都不敢下車，你卻敢在這裡生活。”
儘管遠避台灣，羅大佑與政治還是藕斷絲連。
為了紀念台灣結束日本殖民統治40週年，
他絞盡腦汁寫了那首《明天會更好》。
沒想到卻被當局利用，成了國民黨的競選歌曲，
甚至連國民黨參選口號都是“為了一個更好的明天”。
很快就有人批判他變節討好，羅大佑氣了個半死。
在紐約那一年，他過得很平靜。
但對一個藝術家而言，在某種意義上，平靜就是平庸的代名詞而已。
幸虧一年後，羅大佑去香港參加一個歌唱比賽，
突然意識到一件事：
1997年，香港要回歸了，這將是人類歷史上最特別的一件事。
在審視完自己的人生後，他給父親寫了長達11頁的信說：
感謝你們對我作為一個醫生的栽培。
心裡拔河拉扯14年，音樂終於贏了，
我已經決定好這輩子不做醫生，
一輩子都做音樂，一輩子的主業都只有音樂。
從此，在填寫各種資料的職業一欄時，
他再也沒有填過“醫生”。而是他最想成為的：作曲。
這一年，羅大佑來到香港，建立了“音樂工廠”。
剛到香港，他就認識了林夕，
對他說：
“以你的才華，別教書了，跟我出來做事吧！”
緊接著，羅大佑以電影為切口，迅速打開市場。
從這天起，人們看到了另外一個羅大佑，
一個不憤怒但是充滿了商業柔情的羅大佑。
經他之手所寫的歌，幾乎首首經典。
他為梅艷芳寫《似是故人來》，
哀怨淒婉，林夕詞一填，立馬驚艷香港樂壇。
為《海上花》填詞，他故意找了間可以看見海港的房子，
一句“睡夢成真，轉身浪影洶湧沒紅塵”，直通張愛玲的蒼涼底蘊。
為《阿郎的故事》寫下《你的樣子》，更是傳唱數年。
至於那曲《滾滾紅塵》，一字一句泣血，
無論是他的曲還是林夕的詞，都可以說是後無來者。
在寫詞這件事上，羅大佑真是天才，高出旁人不知幾個段位。
樂評人李皖曾說：
羅大佑罕有文字上無可挑剔的詞，作為一個詞作家，
他缺少洗練文字的能力，往往語義糾纏重複，思維比較混沌。
但恰恰是在混沌的思維裡，羅大佑創造出了惟他獨有的文字。
偉大的詞作，從來不是因為詞句之功，而是文體創新，
意境氣韻獨到，情緒、精神或思想卓越，道人所未道。
在《曉說》裡，高曉松就拿《光陰的故事》舉過一個例子：
流水它帶走光陰的故事，
改變了一個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
流水它帶走光陰的故事，
改變了兩個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淚的青春
流水它帶走光陰的故事，
改變了我們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憶的青春
他說：“你看，羅大佑只改了幾個字，
從一個人到兩個，從等待到流淚再到回憶，
就把歲月流逝人事變遷勾勒得如此細密，
這種獨創的三段式表述，別人學都學不來。”
也難怪在那一代文藝青年的心中，羅大佑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
不論是寫批判，還是寫柔情，
在作詞的格局、技巧上，都讓其他人連塵都望不見。
記得在《睡在我上舖的兄弟》裡，
高曉松寫了一句歌詞：
“你刻在牆上的字依然清晰，從那時候起，就沒人能擦去。”
後來高說：“那些字，就是羅大佑的歌詞。”
05
然而時代總是匆忙的。
被推崇、被景仰者如羅大佑，也躲不開時間的沖刷。
隨著歲月更迭，一代人來，一代人去。
那些激盪過的胸懷，煙火漸次熄滅，
那些曾經吶喊的年輕人，也一個接一個步入中年。
羅大佑不可避免地成為了過去時代的標籤。
曾經，他的《愛人同志》狂賣53萬張。
之後專輯的銷量，一張張走低。
為了不讓唱片公司承擔損失，他自費出版了《美麗島》。
那時，李宗盛開始半隱居做起吉他，
華語樂壇已經是周傑倫的天下，
李宇春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蓄勢待發，毛不易才不過剛剛10歲。
曾經屬於羅大佑的那個時代，早已悄然落幕。
2017年，時隔13年後，羅大佑才出版自己的新專輯《家III》。
整張專輯充滿了溫情，再也沒有批判，
再也沒有憤怒，開始關照日常生活的細膩。
許多人聽罷都深感詫異：
這還是羅大佑嗎？
連當初趕去上海聽演唱會的許知遠也在《十三邀》裡問：
“作為一個時代的反叛者，羅大佑怎麼變得像個溫情的老人了？”
可實際上，早在《家》發行時，
時任滾石企劃經理的詹宏志就說：
“《家》的風格，證明羅大佑'抗議歌手'的身份是十足的謊言。”
而自始至終，羅大佑都沒有將自己定位為“抗議歌手”，
沒有將“憤怒”當作自己的標籤。
他說：
在那個時代，那個環境裡，
作為一個青年人，我只是說了我自己想說的話。
時過境遷，人生漫漫。
出《家III》，日漸老去的羅大佑也只是在最合適的時間裡，說著自己最想說的話。
早些年，羅大佑與張艾嘉相戀，結果發現相處是另一回事，兩人匆匆分手。
後來，他在喪父之時與李烈結婚，結婚後發現兩人並不屬於一個世界。
從那之後，羅大佑心如死灰，甚至在《魯豫有約》裡發誓說，
自己這輩子都不會結婚了。哪料到人生如戲，
最後還是遇到了心愛的人，年過半百，還有了一個女兒。
從此，羅大佑把目光投向自己的家庭，內心開始變得溫潤。
許知遠為此感到些許神傷時，
羅大佑卻十分清醒地問：
“現在這個時代，還需要我這樣一位憤怒的老人家嗎？”
許說：“可滾石的賈格爾，老了還那樣。”
羅笑道：“對對，但我是羅大佑啊。”
一個人是不能抓住所有時代的，一個人也無法佔領每個時代的榮光，
他所能思索和表達的一切，已經停留在往昔。
羅大佑並不迷醉於去做一個反叛的引領者，
他只是盡可能多地去表達自己。
就像他在隨筆《昨日遺書》中寫的，
人生不過是一個又一個的階段，人在往前走，風景也在往前。
當年的他，見過一個緊張時代的洶湧，
有過發聲的選擇，在一個鬆鬆垮垮的新時代裡，
他也有權退回內心，去感受生活溫情。
他並沒有刻意保持姿態。
只是恰好，在那個年代，他說出了許多人想說的話，
看清了許多人看不清的東西，做到了許多人做不到的事情。
早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採訪時，
記者問他：“你害不害怕被人遺忘？”
羅大佑篤定地說：
不怕，我是以創作為主的。
只要我死之後，我的歌還能流傳下去，
我的歌還在，記不記得我，都沒有關係。
幸運的是，他早就做到了。
他在音樂中留下的情感，註定會像高曉松那首歌裡吟唱的一樣。
一旦刻在了時間的牆上，就再也沒有人能擦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