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r今天跟你們推薦一部有「餘震」的電影。
改編真人真事。
來自心理學史上最殘忍的實驗(之一)。
《斯坦福監獄實驗》。
今年7月份上映,拿下2015年聖丹斯電影節編劇獎,長片電影獎。
理由是:
即使44年過去了,這部電影讓一個真實的故事依然有力。
目前爛番茄新鮮度85%。
《Nuvo新聞週刊》記者認為《斯坦福監獄實驗》不應錯過:
在美國人民需要的時刻出現了。過程很揪心,痛苦,但你不會想錯過。
這個不能錯過的故事發生在1971年8月。
時任斯坦福心理學教授的菲利普‧津巴多,挑選出24名大學生志願者,一半扮演獄警,一半則飾演囚徒。
規則很簡單,在模擬監獄的環境下呆夠兩週——還有錢拿。
誰當獄警?誰當囚徒?讓硬幣決定。
這些被試者大多來自中產階級家庭,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
但僅僅兩天。
一些人就成為法西斯。
《斯坦福監獄實驗》如實再現了當年的實驗情景。
實驗發起人菲利普‧津巴多教授擔任電影顧問。
中間戴墨鏡的那位就是導演凱爾‧帕特里克‧奧瓦內茲跑到44年前的事發現場,斯坦福大學地下室,去丈量長寬高。
以打造出一座一模一樣的監獄。
上圖為1971年真實場景照片,下為電影截圖
演員的妝容都和44年前沒有區別。
《聖路易斯日報》對電影的評價是:
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們是如何一步步成為施暴者和受害者,這個過程在緊張持續的氛圍中被呈現出來。
足以讓這部從頭到尾沒殺人的電影,被評為R級。
建議17歲以上觀看,為什麼。
因為作惡——失控的作惡。
比如:
只是因為「囚犯」不夠禮貌,就強迫他不停疊被子。
毆打,侮辱,家常便飯。
《斯坦福監獄實驗》演員全是熟面孔。
《壁花少年》中的埃茲拉•米勒,《污泥》中的泰伊•謝裡丹,《安德的遊戲》莫伊塞斯•阿里亞斯,《24小時》邁克爾•安格拉諾。
當然,大家最熟悉的還是津巴多的扮演者,《幾近成名》中的比利‧克魯登。
媒體認為「他的表演充滿張力」。
沉浸在權力中的自得。
對助理的嘶吼。
這種張力還體現在鏡頭語言。
當對抗一觸即發,鏡頭沒有迅速切入。
而是,慢鏡頭。
將恐懼放大,一覽無遺。
如鏡頭外監視的津巴多一樣,觀眾,也成為了一步之遙的觀察者。
還有俯拍,鏡頭如同上帝之眼——「囚犯」和「獄警」,則像被困在迷宮中的老鼠。
因為失控,最終,原定兩個禮拜的實驗不得不在六天後,提前結束。
美國在此之後也頒布法律,嚴令禁止此類實驗。
影史上,「斯坦福監獄實驗」曾三次登上銀幕。
最具自我反省意識的德意志民族,是最早的一個。
導演奧利弗•西斯貝格,看完根據斯坦福監獄實驗改編的小說《黑盒子》之後,打了個響指:
像莎士比亞戲劇一樣適合電影的故事。
奧利弗之前掌舵《帝國的毀滅》,作為一個德國人,他熱衷於這些有關獨裁權力的題材。
用他自己的話來講:
作為一個德國導演,歷史賦予了我義務。
2001年他推出和莫里茲•佈雷多(《羅拉快跑》)合作的《死亡實驗》。
除了男主角,其他都是新人——因為導演不想看到任何熟面孔。
《死亡實驗》著力於監獄裡的衝突。
(圖片翻攝自今日頭條)
放映時,影院觀眾大叫:「殺了他!殺了他!」
雖然這不是導演希望看到的結果,但最終影片拿下德國電影獎年度電影及三項年度突出表現金獎。
9年後,美國再次翻拍。
「囚犯「艾德里安•布洛迪(《鋼琴家》)和「獄警」福裡斯特‧惠特克(《末代獨裁》)。
奧斯卡影帝之間的對決。
導演保羅•舒爾靈,之前的作品是《越獄》。
這次他將獄中的惡發揮到極致。
但美式商業片路數也削弱了事實本來的震撼度。
今年的《斯坦福監獄實驗》最紀實一版。
導演凱爾‧帕特里克‧奧瓦內茲一開始甚至不相信這是真的。
在深挖當年的資料記錄之後,他無比震驚。
認為「有必要讓製作一部也讓其他人產生懷疑的電影。」
如今,距離斯坦福監獄實驗,已經過去44年。
當年的實驗被叫停的原因是:
津巴多教授的女友及時出現,「眼前的景象讓她錯愕不已」。
(圖片翻攝自今日頭條)
事實上,當時的津巴多也成為了「被實驗者」。
認為同事在挑戰自己的權威。
參與者都快瘋了,還滿心歡喜認為這是心理學實驗史上的巨大突破。
看出來嗎?
好人在特定的環境和壓力下也會做壞事。
更可怕的是,「作惡」者並不知道自己在作惡。
如果不是的女朋友罵醒了他,或者,如果女友不是置身事外的人……
後果將怎樣,不堪設想。
津巴多教授自此之後將研究重心轉移到心理學研究中,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不斷推廣傳播斯坦福監獄理論,寫下《路西法效應》。
路西法,墮落天使。
有網友評價:
如果你知道路西法效應,你會對身邊每個普通人的人性,產生不可遏制的悲觀與懷疑。
其實這個實驗無關人性,它研究的是環境對人的異化。
個人的性情並不像我們想像得那般重要,善惡之間並非不可踰越,環境的壓力會讓好人幹出可怕的事情。
現實中,路西法效應無處不在。
比如,2004年曝光的美國阿布格萊布監獄虐囚案。
甚至各種自殺式恐怖襲擊。
甚至,這根本不是善和惡之間的衝突,而是不同「善」之間的對抗。
「壞人」並不認為在幹壞事:
虐囚的士兵是為了獲取反恐所需的情報,恐怖分子是為了民族解放,在他們的同仁眼裡他們也是道德英雄。
當然,把一切歸於環境,不是你行使「平庸的惡」的藉口。
1991年的「柏林牆審判」的判詞不得不提。
當時,衛兵英格‧亨裡奇因射殺企圖翻閱柏林牆,逃向自由的克利斯。
被判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釋。
亨裡奇不服,認為僅僅是在執行命令,沒有選擇的權利。
法官的判詞如下:
東德的法律要你殺人,可是你明明知道這些唾棄暴政而逃亡的人是無辜的,明知他無辜而殺他,就是有罪。作為警察,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準是無罪的。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此時此刻,你有把槍口抬高一釐米的主權,這是你應主動承擔的良心義務。
說到底,環境的影響無比強大。
但你仍,有的選。
就如同扮演獄警的學生在開頭的自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