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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仲容(1903～1963)，名國墉，字仲容，湖南省邵陽縣人。尹少時就讀其母創建的南昌正蒙女校，1925年以第二名畢業於南洋大學電機工程系。先後二次供職交通部電政司，將一向分設的郵政和電信、電信局和電台合併；收回外商控制的滬（上海）→煙（煙台）→沽（大沽）水線；籌建９省長途電話網。初展才識，工餘從事著述；編纂出版了《呂氏春秋校輯》、《電磁學》、《工程數學》等。
1936年，尹出任建設公司協理，主持民營給水與電力投資開發。籌建和改進了西安、南昌、漢口等城市的水電設施。1949年4月，尹隨國民黨政府遷居台灣省臺北市，任台灣當局中央信託局局長兼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面對瀕臨崩潰的台灣經濟，尹定下四項原則：“增加生產，促進貿易，開發資源，節約消費。”優先發展最關民生的紡織、肥料、電力工業，並以此作為現代化工業的起點。
1953年7月，尹兼任經濟安定委員會下屬工業委員會召集人，主持制定台灣工業發展計劃，以促使工業委員會成為推動台灣工業發展的設計、籌劃、籌措資金、推動設廠的機構。
1954年5月，尹任台灣當局行政院政務委員兼經濟部長，並兼任前職。對改善工業生產環境，扶植公、民營企業；改善投資環境；吸引外資、僑資；拓展對外貿易，採取了一系列的重大措施，使台灣經濟走出困境。
1955年11月，尹涉嫌揚子公司貸款案，辭去所有職務，出庭應訴。因仰慕清末外交官郭嵩燾(字筠仙)兼具華夏文化修養、歐美民主科學精神，應訴之餘，廣泛收集資料，編纂《郭筠仙年譜》。
1957年8月，揚子公司貸款案大白，尹被重新啟用。
台灣當局先後委以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秘書長、外貿委員會主任委員、美元運用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台灣銀行董事長等要職，主持制定台灣《加速經濟發展計劃大綱》。在對外貿易中實施單一匯率，取消外貿限制；在工業生產中擴大民營範圍，維護自由競爭；在信貸投資方面，集中投資於少數製造業，使之成為經濟起飛的帶領力量；控制消費品生產的投資，使每一分錢的支出，都能增加經濟起飛的力度。
台灣經濟發展，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尹作出了巨大貢獻。台灣工商各界稱尹為“台灣的“歐哈德””、“台灣經濟之父”。
尹性情篤摯，廉潔白守，兼職不兼薪，不支出差補助費，不修置房屋傢俱。在對日貿易中，日方給予40萬美元的傭金，尹涓滴未取，悉數留作公用。1963年1月病故。
尹仲容的故事：拋棄面子，坦然認錯
台灣經濟的領航人尹仲容，逝世已經二十四年了，但他有守有為、能於擔當、特立獨行的作風，仍為老一輩的工商界人士唸唸不忘。
前交通部長沈怡評論尹仲容，說他為人鋒芒畢露，但待人寬厚；不肯服輸，卻又從善如流；懂權術，但從不玩弄手段；有高度智慧，卻從不用小聰明的人。
除此之外，至今仍為人所津津樂道的，是尹仲容勇於認錯的故事。
1958年八月間，尹仲容一人擔任外貿會主任委員、美援會副主任委員、台灣銀行董事長等三要職。他根據外貿會部屬的簽報知悉，中藥藥材中的甘草，以伊朗價格最低廉；黃花、紅參等，以韓國價格最低廉。為節約外匯計，他立刻訂定了中藥限定採購地區的辦法。
該辦法公佈之後，因為伊朗與韓國的船期不定，而且他們不肯小批出售；可是本省需要量不大，如果大批採購，勢必增加業者資金與利息的負擔，結果買賣雙方僵住了。雙方的觸礁，引起中藥價格的暴漲。
尹仲容發現錯誤之後，在新辦法公佈的第三天，立刻取消前令，恢復原來的辦法，並公開向報界承認他的錯誤。
當時有記者問他：“您這不是朝令夕改嗎？”
他率直的回答：“知錯了還不改，那還了得！”記者追問：“這豈非有損政府威信嗎？”
他說：“知過不改，才真正的有損政府威信，而且還可能會害死許多病人。”
這就是尹仲容勇於拋棄“面子”，坦然認錯改過的真實故事。
如果人不會犯錯的話，鉛筆後面也不會有那塊橡皮擦了。
在1950至1965年間，美國對台灣的援助約佔台灣進口總量的30-40%，所以掌管美援及外匯分配權的是最肥的職缺。美援是那時最重要的資金，而各企業要進口任何東西都要先取得外匯許可權，才能從國外進口東西。
尹仲容是早期台灣經濟發展的第一大功臣，當時當經濟部長的尹仲容不但身兼財政部長，同時還掌管著美援及外匯的分配權，應該算是那時台灣最有權有勢的財經首長。但宛如財經太上皇的他，為人卻是剛正不阿且為官清廉，只顧著為人民謀福利，為台灣經濟打下堅實的基礎，台灣早期許多卓越的經濟計劃就是出自於他之手。
他為苦難的國家和窮苦的生民嘔心瀝血鞠躬盡瘁，而自己一生卻是兩袖清風。尹仲容到底有多清廉呢？!他的家人要靠別人的救濟才能過活，甚至直到他死的時候，他的家人都無錢幫他買棺木下葬，最後是經報紙報導之後，社會才一片嘩然，最後是經過學者及社會各界善心人士大家捐錢之後才有能力下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