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十四日，我獨個到西灣河電影資料館觀看《消失的檔案》，一套我由參與眾籌開始便期待已久的紀錄片。我是八十後，六七暴動就像你現在找一個千禧後土生土長香港人討論六四一樣，不痛不癢，認識僅限於教科書上的片言隻字，還有官方記錄的21秒片段一樣。
然而這幾年香港的急速劇變，特別是某幾個範疇受到很赤裸的干預、制肘，是香港人不習慣、覺得很難睇、很荒謬的衝擊，卻日復日地上演。第一次見到還會看不過眼，大聲呼喊「XX已死」；可是變本加厲的戲碼再上演又上演的時候，人便麻木、噤聲、後退，讓出那些本來理直氣壯可享用的空間、權力和自由。
於我，有一種危機感油然而生：要改寫歷史，把白說成黑、黑說成白，原來太輕易。現在再不認識香港本土歷史的話，我怕我以後都沒有機會認識真實的歷史。所以有幾段香港本土歷史，我在意、想認識更多，其一就是香港保衛戰；其二就是六七暴動。
開場，屏息靜氣、摘錄筆記地過了兩個小時。那兩個小時是很濃縮地以中共香港工作小組負責人吳荻舟先生的筆記作經緯線，把六七暴動的脈絡、那八個月發生過的有標誌性的事件、轉折都一一交代。紀錄片還訪問了包括左中右陣營，或見證或參與六七暴動的人及其後代。我相信導演是希望受訪者口中立體地把六七暴動呈現出來。
離自己很遠的事實、史實如果是直白客觀地交代出來，理應不會牽動很多情緒。事實上卻相反。那些收到政治指示而不分青紅皂白地抹黑、煽動群眾搞事的報章和組織；那些曾經是站在「反英抗暴」一方然後覺今是而昨非的老人；那些在左校接受教育而參與六七暴動、甚至被判囚的少年人；那些忽而有感時與我，要把歷史定論「撥亂反正」而突然活躍，為暴動塗脂抹粉、「討個說法」的文化人和政治人物；還有如今憶述林彬仍會眼泛淚光、不想再經過文福道文運道一帶的女士（她當時只是一個小女孩）…… 都牽動到我，一個八十後港人，很多情緒起復。
回程路上我一直思考：既然是客觀地交代事實，為何會如此牽動情緒？我假設客觀現實是中性的，為何有些人還會如此害怕這段歷史，一點一點令檔案湮沒消失、一點一點去篡改（例如13歲理髮學徒陳廣生是在1967年5月12日黃大仙徒置區二樓頭中石頭死，四十多年後工聯會將陳廣生死的位置，原因和日期都改了），近幾年更急於翻案、重新定調呢？
我問一位主修歷史的朋友，我告訴他我看過《消失的檔案》後心中的糾結：「既然是客觀事實，事實理應為中性，為什麼我會有情緒？為什麼我，一個對六七年毫無認知的人，還是有一個跟港英政府一樣的判斷：六七暴動是一場歷時八個月、牽涉了八千零四十七個真假炸彈、令多人受傷甚至死亡的暴動，不是反殖民反帝國主義反英國政府『反英抗暴』的正義之師？是紀錄片不客觀嗎？我相信不是。那我是不是被一直以來的歷史論述左右了判斷？」
朋友說：「正如司馬遷，他寫《史記》也是不虛美、不隱惡，很直白地交代歷史事實，可是在正文之後他都會有『太史公曰』一小段來交代自己的想法、判斷。所以你知道了六七這件事之後，有判斷和情緒是沒問題的。」
醍醐灌頂一樣，我了解到歷史事件本來就不能不涉及情緒，因為推進時已滲雜很多人性、道德判斷。警察理應是正義一方，卻會打死未判刑、被拘留的示威者，所以大家會判斷警察不對，而事實上他們後來也受到法律制裁；吳荻舟先生理應是支持「反英抗暴」的，危急關頭他做了一個有人性、符合道德的判斷：擋下七百打大鐮刀（即八千四百把）和一批廣州海運局的護航槍支，不讓事態變得更血腥暴力。甚至參與其中的人經年反省也會作判斷、定論：《新晚報》前總編輯羅孚就六七暴動公開道歉、學友社主席梁慕嫻在鏡頭前的鞠躬和懺悔。
《消失的檔案》裡其中一個受訪者，六七暴動時他是培僑中學的學生黃耀堃教授，他是我大學時期的老師。他在紀錄片裡有一段說話我印象很深刻，大意如下：批判思考好重要。馬力到後期也親自對我說：「六七暴動是不對的」，但他還是要跟左派的主旋律去說話，蓋過自己的道德判斷，不可悲嗎？
面對現在教育倡議的那種凡事都要「中立」避免下判斷的考試訓練和氛圍，下一代與生俱來能夠以人性、道德作出判斷的本能恐被磨走。當檔案消失、社會對此事的記憶逐漸消亡，就搬出很多似是而非的「事實」，說「反英抗暴」帶來很多貢獻，港英政府在六七後推行的九年免費教育、勞工政策、房屋政策等利民政策，都是左派的「犧牲」而換來的「汗馬功勞」；更無恥是美化當年惡行、頒／受大紫荊勳章、面無愧色地繼續當「社會賢達」，同時又雙重標準把香港的示威醜化成暴亂。所以，批判思考真的很重要；更重要的是良知－不能把非說成是、惡說成美。
最後，再一次感謝導演羅恩惠花四年千錘百煉打造了這塊經得起批判歷練、真實無偽、刻滿事實、有人性、有溫度的「鐵板」。希望這段歷史不會被消失。
本文獲授權轉載，原載作者博客、Facebook專頁。
責任編輯：周雪君
核稿編輯：王陽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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