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發生在1950年代，軍方為逮捕疑為中共支持武裝基地成員，在位於新北市汐止、石碇交界的鹿窟一帶山區爆發台灣最大白色恐怖案件「鹿窟事件」，監察院19日通過監委高鳳仙、楊美鈴的調查報告並且糾正國防部，調查報告除對不當審判及感訓提出糾正，並指出當時軍隊強占民宅、肆意食用村民家禽、村民無故被毒打訊問，甚至還有部分村民淪為當時的保密局偵防組組長谷正文的私人奴僕。

▲監察委員高鳳仙、楊美鈴耗時一年半調查鹿窟案。（圖／中央社）


    高鳳仙、楊美鈴指出，民國38年9月間，陳本江、陳通和兄弟奉共黨在台最高領導人蔡孝乾之命，在鹿窟地區建立基地並成立「北區武裝委員會」，後來基地改組為「台灣人民武裝保衛隊」，許多隊員是教育程度不高的村民，受各種脅迫、利誘或矇騙而加入，但因為武器不多且性能不佳，隊員軍事訓練不足，因此戰鬥力相當低。


    據調查，國防部自41年12月28日夜間起，派軍隊3800餘人至1萬餘人，對鹿窟山區展開圍捕，共逮捕及訊問896人，並由保密局在「光明寺」訊問，而且調查過程中對許多村民實施刑求，以木棍、藤條、槍托等毆打，並用針刺指甲、夾子拔指甲、灌水、倒吊，有人因為骨頭錯位而終生殘廢，或被打到骨頭破碎而發瘋，更有人於釋放後自殺，直到42年1月19日才撤離，根據許多村民控訴，期間還有軍隊恣意搜刮村民財產的情形。


    高鳳仙、楊美鈴指出，當時保密局將231名案犯移送偵查審理，判決有罪93人（死刑28人、無期徒刑1人、有期徒刑64人），還有「以自新運用及感訓為名淪為保密局偵防組組長谷正文私人奴僕者19人」，前後時間長達1524天至2315天不等，造成後續冤獄賠償1億4800餘萬元。


    根據調查報告，當年保安司令部軍法處法官審判時，未詳查被告是否有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等減刑事由、有無遭受刑求或受調查人員誤導、因不識字而不知筆錄記載內容，多僅憑被告的自白及共同被告陳述而為有罪判決，侵害被告人權，因為不當審判造成國家補償及冤獄賠償合計3億9400餘萬元。


    高鳳仙、楊美鈴指出，本案調查費時1年半，曾向總統府、國防部等9個機關調取相關卷證資料共數百餘卷宗，赴鹿窟村現場履勘時，訪談當地村民及諮詢相關專家學者數十人，才提出長達600餘頁的調查報告及糾正案文，希望藉由這份國家官方調查報告，具有正向積極面對歷史的意義。


    鹿窟事件，又稱鹿窟基地案，堪稱白色恐怖初期，台灣最大的一起政治案件。將近六十年前，大多為礦工和農民的鹿窟村，雖然物質生活貧乏生活困苦，但時機混沌不明的戰後，與世無爭的兩百戶村民，彷彿像是世外桃源；只不過當二二八事件後，山下白色恐怖浪潮，終究湧上山頭，徹底改變了鹿窟村。



    上萬軍警抓人 小村幾乎變刑場

    1952年12月28日傍晚，一萬多名軍警悄悄摸黑上山，草木皆兵氣氛下，鹿窟對外道路全被封鎖。29日一早，剛出門的農夫、礦工，就一個個莫名其妙在路上被捕，立即被陸續送往充當指揮所的「菜廟」。被捕的村民分別被關在菜廟的幾個廂房，一間擠了五、六十人，只能勉強蹲坐。而冬天的山上夜晚很冷，充當刑場的小廟還不時傳來哀嚎聲。


    在之後風聲鶴唳的二十天期間，鹿窟村幾乎家家戶戶都有人被抓，許多被屈打成招的人，分批被送到市區監禁，等候軍法處審判，有人則被判死刑當場槍決。


    根據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調查統計，當時鹿窟約有四百人被捕，35人被判死刑槍決，自首無罪和不起訴者12人，另外有近百人被判有期徒刑，其中還有未成年兒童也被判坐牢，因受牽連的村民太多，形同滅村。


    張炎憲研究顯示，1950年6月韓戰爆發，中共以「武力解放」台灣的計劃遭到阻礙，台共組織紛紛被破獲，部份成員於是先後進入鹿窟山區躲藏、避難。而共產黨員上山後，為了生存，向當地居民假稱是因二二八事件而逃亡，以取得村民的同情協助，並運用當地親友關係，吸收村民加入組織。

    呂赫若於1950至1959年，參與鹿窟事件而死難於石碇附近的鹿窟，享年僅三十八歲。


    純樸無辜小村莊　一夕被控匪諜村


    由於當地住民的教育程度不高，訓練參加者的方式多只是聚集講話，能夠真正瞭解組織及意識型態者幾乎沒有，因此更別說實際進行推翻國民黨政權的動作。只是，當國防部保密局取得密報後，動用一萬名軍警上山抓人，這些大部份是農民或礦工，多數未受教育的父子、父女、兄弟等純樸百姓，卻在政治風暴中蒙冤受難。


    許多後來研究結果指出，在「鹿窟事件」中，鹿窟被指涉為預謀武裝叛變者的聚集地，甚至可能是「武裝基地」，這種說法極可能言過其實。在那個白色恐怖橫行、大興「文字獄」的年代中，本案中部份被指稱為涉案之關係人，實際乃遭栽贓入罪的猜測，也不是不無可能。根據當年官方文獻，所謂的「鹿窟武裝基地」，查獲的武力為：「駁殼槍一枝（配置兩發子彈，其中一發無法擊發。）少數土製手榴彈，則是一些當礦工的村民從礦場偷回來，將其稱為「武裝基地」實在勉強。


    當年噤若寒蟬的「鹿窟事件」，基本上是「二二八」的延續；躲進鹿窟山區的人，雖然有可能是官方所認定的共黨份子，但也有可能只是左傾知識份子，或者更只是「二二八」的避難者。當中有些人或許搞組織，但完全沒證據顯示進行過所謂的武裝基地。最重要的是，絕大多數鹿窟村民都是無辜，只因身處那樣的年代，就承受了如此莫大的苦難。


    二二八延伸的鹿窟事件，人們其實並不清楚那年鹿窟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而今日的鹿窟紀念碑文寫著：「今日立碑，除追悼冤屈，緬懷往事，更要記取當時任意逮捕判刑，蹂躪人權的教訓，共同攜手為建設台灣為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社會而努力。」


    至於，真相與教訓能否清晰，就如常年雲霧的鹿窟山區，恐怕還得再等待。

    　
    《鹿窟事件調查研究》與《寒村的哭泣：鹿窟事件》書封，台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


    李石城回憶錄的重要性


    張炎憲教授（1947～2014）主持的鹿窟事件口述歷史計畫，分兩次出版：第一本是《鹿窟事件調查研究》（張炎憲、高淑媛，台北縣文化中心，1998），第二本是《寒村的哭泣：鹿窟事件》（張炎憲、陳鳳華，台北縣文化中心，2000）。若非當時台北縣是民進黨執政，且其文化中心主任恰好是對台灣史相當熟悉的劉峰松，或許這樣的計畫根本不會存在；因為口述歷史的執行繁瑣費時，以第一本30個受訪者、第二本40個受訪者的工作量，若非張炎憲的苦心及遠見，恐怕亦非一般文史工作者可能承擔。


    2015年2月，鹿窟事件受難人李石城出版了《鹿窟風雲八十憶往：李石城回憶錄》（白象文化，2015），近400頁的大書，更將讀者帶回1952年前後鹿窟事件的原始時空，深入揭露了特務橫行之下，鹿窟附近村里中老少男女被株連入獄的悲慘經過。或許由於台灣政治風氣逐漸開放，人權保障較受重視，以致李石城可以放膽的寫出他們被訴、被關期間特務們種種違法、背德的迫害細節，其中最令人義憤的，就是他記錄了自身屢次遭刑求的方式；反觀張炎憲兩本口述歷史，受訪者雖多少論及刑求，卻心存顧忌，支吾其詞，由此可見特務文化對他們的殘害之深，即使事過境遷，他們仍活在歷史的陰影下。


    李石城在鹿窟事件爆發時才17歲，因為遠房表哥陳春慶（後來所謂的「共產黨徒」）山上的房子，曾提供給一些左派的朋友長期居住，他常被叫去跑腿買些日用品及食物，牽連被捕。起初，他從家中被架到水窟頭，一個兵把綁腿解下來，當做繩索把他雙手扭向背後，緊緊綁住，再接一條長繩，像拉狗一樣拉著他，走到外厝的公廳（就是廖論、廖賜的家），那裡駐有一連兵，連部設在廳內。有個軍官問他陳春慶躲在哪裡，他回答不知道，那軍官立刻撂很話：「你要認清楚，現在的你比一隻螞蟻還不如，我要你死，你就活不了……要死要活你自己選擇，我保證你隨時可以回家，要不然就別怪我不客氣！」


    李石城再回答不知道，軍官便命令兩個強壯的兵，把他臉朝下，綁在長板椅上，就地取材，拿起廖家鋸成的四尺長、放在門邊本來打算做斗籠的十多段桂竹，兩個兵一人各站一邊，死命往他身上抽打，不停歇的打，竹子裂開再換新的，那軍官還一直發出獰笑聲，「怎麼？滋味如何？這是最初段，你有興趣，我再變幾個花樣給你嘗嘗，不用急，先把他放下來。」


    當李石城從長條椅滾到地上時，已動彈不得，雙腿好像不是自己的，完全失去知覺。他真的不知道陳春慶到哪裡去了，軍官再問他又照實答，軍官就說：「王八蛋，我要看你是銅打的還是鐵做的。」接著指揮一個兵把李石城按跪在地上，拿一根竹子放在他的大腿與小腿之間，用繩子把大腿與小腿綁緊，然後兩個兵分站在竹子的兩端，不斷的滾動竹子，連續一小時，李石城不但汗淚如雨下，連尿都被逼出來了，然而他還是說不知道，是真的不知道，軍官就命令兩個兵把他拉出去斃了。李石城半跪半癱的，只聽到轟轟兩聲槍響，一陣耳鳴，卻沒有中槍。


    威脅槍斃還不講，軍官要那兩個兵把李石城架回屋內，臉朝天，綁在長條板上，旁邊有兩座石磨，上座有50公斤、下座至少200公斤，軍官叫兵抬來上座，壓在他肚上，再以繩索綁定，使他呼吸困難，從近午夜到第二天凌晨4點才放他下來。那天是1953年1月9日，距離特務包圍鹿窟一帶已12天。天亮之後，李石城被一個兵扶著，走到10分鐘之遙的菜廟（今天的「光明寺」），半路上，已聽到廟內哭號不斷，許多人在呼天喊地、哀爸叫母，一聲比一聲淒厲。到菜廟之後，和大夥兒相聚，才多少知道這陣子被捕的村民無數，一批來一批去，都被整得很慘。


    李石城被要求蹲著，因為腿傷劇痛，也只好半蹲半坐，熬過了在菜廟第一天。第二天來了個胖胖的特務，起先還和顏悅色，眼看問不出名堂時，突然以右手用力握住李石城瘀血的大腿，並迅速以雙手在他傷痛的大腿揉來搓去，用力捏個不停，以致他痛得滾地哀號，尿失禁了一地。胖特務這時說：「我是好心幫你活血，不然血凝太久，你的雙腳是要報廢的。」看李石誠還是說不知道，便命令兩個兵一邊一個，將他雙手的大姆指以繩索綁緊，將繩子甩過橫樑，用力拉到他的雙腳只有腳尖一半著地。胖特務要兵好好看著李石城，如果肯坦白說再放他下來；李石城就這樣從早上11點吊到下午3點，胖特務又出現了，叫兵把李石城放下來，去吃吃飯好好反省，這時，李石城的兩根大姆指幾乎失去感覺，連筷子都拿不起來。

    《鹿窟事件八十憶往：李石城回憶錄》，白象文化出版。


    1953年1月21日，大夥兒被押上軍車，送往當時被台灣省包安司令部佔用的台北市萬華的東願寺。1月28日，李石城被押去地下審問室，問不出來，6個人把他騰空架起來，頭下腳上，「當我的頭浸入水裡時，一下子水灌進鼻孔，隨呼吸進入肺部，這時真是到了臨死前拼命掙扎的程度，但掙扎無用，他門四個大漢用力抓住我的四肢，把我的頭硬插進水桶，初進水桶非常痛苦，只知道自己尿都滲出來了，不久就什麼都不知道了。醒來時，他們嘻笑的問我滋味如何，還要再來一次嗎？」


    3月7日，再拷問。兩個人把李石城的手臂夾向背後，用繩索綁住雙臂，把繩索翻過橫樑，用力把他拉到離地兩尺高，像吊粽仔般的，懸在空中，一邊站一人，一直用力推。他們「讓我像鞦韆一樣不斷擺動，靠雙臂要負載整個人的體重已非常痛苦了，再經他們不斷的推動，兩臂像要斷掉一般的難受。他們一邊喝茶一邊談笑，好像看我受苦可以助長他們的樂趣似的……」這樣還是說不知道，兩個人於是改綁李石城的雙腳，讓他顛倒過來懸盪，「這樣人的血液全部灌進腦部，頭像要炸開、暈眩，要吐又吐不出來，心臟跳得連自己也聽得到，真是到瀕死的程度。」大概他們也知道這樣會出人命的，不久後放他下來，這時他連站都站不住。


    李石城一直說不知道，審問人士便把他的右手挾在後面，綁在椅子靠背上，身體和腳都綁好，只有左手沒綁。他們拿來一條毛巾，在他的左手掌繞兩圈，只露出四根手指頭，然後將他的左手放在桌邊，讓四根手指頭伸出桌邊半寸左右，再以一塊約二尺長的木板，壓住他左手兩頭綁緊，使他的手無法移動。「有一個人拿了一碗酒放在我的面前，再拿一個有蓋的鐵罐，故意搖動讓裡面的東西因碰撞發出聲響。」審問人坐在他面前，打開鐵罐，拿出四支鋼針，比一般縫衣針略粗一點，每支約寸半長。「現在坦白還來得及，再5分鐘就沒人救得了你，快說！」


    審問人員見李石城沒有反應，便拿一支針沾點酒，刺進他的中指指縫約三分深，再從衣口袋掏出鋼筆，慢慢敲著針頭，讓針深入他的指頭。李石城無話可說，審問人員便給他無名指再插一針，當他痛得尿失禁時，審問人員取笑他：「你水喝太多了。」李石城說：「給我死吧！」審問人員回答：「沒有那麼便宜的事，想死還早得很，你不說，我就再給你一針，看你硬到什麼時候。」但他那針並未插下去，只是每隔幾分鐘，就拿鋼筆敲敲插在他雙指縫的針，痛得李石城冷汗直流，內衣濕透。這樣逼供一個多小時，近午飯時間才放他歸營。


    回到營裡，難友都為李石城煩惱，也安慰他，有人被連插4針，插2針算是好運的。「我用一雙發抖的手拿飯想要吃，太痛就又不想吃，耳邊突然想起慈母的聲音：『城啊！你三頓著吃乎飽。』不覺淚流滿面。難友問我是不是很痛，我說當然是痛，不過現在我是想起老母在家無飯可吃，才傷心落淚……」


    後來李石城被送去好幾個地方，回到保安處，已是3月27日了，又被叫去審問室，牆角放著一桶青色的水，統內有一支泥水工洗石仔的手壓式壓水器，審問官告訴他，這叫做「洗腦機」，「你想了那麼多天，想清楚了嗎？趕快坦白，不然動用洗腦機，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李石城不招，審問官便要兩個大漢把他綁在長條椅上，臉朝天，四肢綁在長椅的四角，頭固定住，他們把軟管插進李石城的鼻孔，開關一打開，一股強力水柱直衝腦門，腦內像萬蛇滾動，幾乎無法呼吸，話也講不出，屎尿都拉在褲檔裡，一陣暈眩，他就昏了過去。醒來時李石城發現有兩個人在壓他的胸口，一邊說：「真是沒用，一下子就暈倒了！」



    自認為國民黨超級特務的谷正文。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谷正文將19人收為奴工


    直到1955年7月4日，李石城才被判刑，罪名是「參加偽匪組織」，判處有期徒刑十年。


    一般案件都半年左右便定讞了，但鹿窟案當初涉案人數有200多人（當場打死1人），超過2年還沒有宣判的，還大有人在。最後槍決者35人、自首無罪和不起訴者12人，其餘98人，被判刑期合計865年。最荒謬的莫過於19人（男13人、女6人）未依法定程序審判而被違法拘留，谷正文留下他們做為差遣、家傭及跟監等之用，時間長達5、6年。


    根據張炎憲的口述歷史記載：陳燕、陳桂在谷正文妻的住處幫忙洗衣、煮飯、帶小孩；陳寶珠、陳金土被派出跟監；高泰被派去五股挖魚池、砍竹子、圍籬笆；鄭定國做木工；李天池負責養雞；廖水塗、高有土被派區桃園看顧埤仔；陳久雄替谷正文倒茶、拿公事包。他們都必須做雜役和打掃，並照顧谷正文兩位妻子的生活。在口述記錄中陳燕說，她在谷正文家中幫傭，白天忙廚房的事，半夜兩三小時就要起來幫谷正文初生的嬰兒泡牛奶、翻身、換尿布等，有幾年每天只能睡2小時，還好年輕，不然怎麼撐得住；偏偏谷正文家中人口又特別多，他妻妾成群，其中兩位老婆是姊妹，大老婆有3男1女，小老婆有1女3男，小孩又常生病，被非法留置的6名女子，就一天到晚服侍他們，忙得天翻地覆。


    陳寶珠則在口述歷史中說，八德血案發生後，國防部一位情報組長一家五口被殺，為了破案，他們被派去晚上住他們的房子，找來招魂師，看看那些冤魂野鬼會不會附在他們身上，講出兇手是誰，後來不了了之，但他們都嚇壞了，又不敢不從。此外，谷正文手上有一大本名冊，是當時審問記錄抄來的，沒事時就會根據名冊，帶這19個「奴工」去明察暗訪。谷正文脾氣很大，動不動就說：「你們不聽話，通通給你們送外島，一個一個抓起來槍斃。」但谷正文也知道這樣做是違法的，因此每逢上司到他家，這19人就必須集中關起來，不讓上司看到，後來被其中的廖有塗寫信檢舉，谷正文才不情不願的放了人。


    谷正文在《白色恐怖秘密檔案》明白寫著：「當時社會狀況還是亂得很（註，指二二八事件後的4、5年），保密局內部也被蔣介石全力肅清武裝基地的指示給弄得焦頭爛額。不過，據我個人的看法，這些武裝基地，實在是毫無武裝規模可言…只是在破獲竹仔坑基地之後，行動就不得不持續下去。」在1952年11月25日，保密局循線破獲台北市委會電器工人支部案，並在該部書記溫萬金家裡，找到一本日記，記載了他在那年4月至6月間的受訓情形及見聞，「保密局內部認為，這是個極具規模的武裝基地」，經過調查，鎖定石碇至汐止間的鹿窟山區，當時的衛戍司令張柏亭估計，以每50公尺1人計算，大約需要一團兵力，後來經會議決定，再增加一個加強營協助，在那年的12月28日展開行動。行動的總指揮就是谷正文。



    《白色恐怖秘密檔案》在網拍上仍奇貨可居。獨家文化出版。


    溫萬金在行刑前，曾以毛巾包覆石塊攻擊獄卒，最後慘死刀下。（溫世動提供）


    《白色恐怖秘密檔案》說，當天他們抓了600多人，谷正文為了過濾，找了所謂「基地的資深幹部」汪枝來，那些人一個個從谷面前經過，汪枝就站在谷正文看得見而那些人看不見的氣窗後，「如果這人是台共成員，你就把手放在窗台上，如果不是，就把手收回去。」谷正文吹噓說，十來個人經過之後，簡直把他視為「神探」，「就再沒有人喊冤枉了，只是眼裡流露著驚惶的神色，安靜的默認一切……」這就是當年保密局辦鹿窟案的「偵察方法」。接著，谷正文認為有嫌疑的200多人（其中包括60多個像李石城這樣16、17歲，沒受過教育的大孩子），陸續帶到菜廟裡或其他處所集中，個別施以審問及拷打，有的還強迫畫押承認「犯行」。至於如何審訊，前面引述的李石城回憶錄，可以當做重要參考；大多數人一生知道的別人名字，就是親戚鄰居的名字，若禁不起刑求，便有人要倒楣了。


    這200多人來自石碇鄉鹿窟村、汐止白雲里、汐止東山里、汐止佳冬里、瑞芳、玉桂嶺及台北市南港一帶，可說鹿窟相關山區的青壯年男丁為之一空，只留下孤兒寡母在家，他們原多是採礦或兼務農為生，很多家戶是父子、兄弟姊妹、夫妻、表親同時被抓、被關、被刑，甚至同死；受難者離家就審、服刑期間，造就了無數破碎的家庭。多年後能夠幸運返家的受難者，因為多半教育程度有限，只好再度下礦坑或務農，但身體已在刑訊過程中折損了，刑餘之人，早死者不在少數。


    那麼，大家或許會問，是不是當年真的有所謂「一堆匪徒在鹿窟山上基地升五星旗」的事？據自首參加匪組織的陳旬煙口述：「山上升五星旗是真的，宣誓時唱那邊的國歌，也有小組會議、精神訓練，由指導員講課較多，也分發小張綱要，利用晚上或大清早集會。」但至於山上究竟曾有多少所謂「匪徒」聚集？曾謀反什麼？那些判了35個死刑、865年有期徒刑的所謂判決書，可就什麼都講不清楚。


    鹿窟案唯一蒐獲的所謂「物證」是：大小五星旗6面、五星臂章10條、人民武裝保衛隊旗2面、軍用地圖43幅、駁殼槍1支、收報機1具、手銬1付、反動書籍及匪文件55冊。連谷正文都說：「嚴格說來，整個鹿窟對國民黨並無太大實際價值，但是在象徵意義上卻頗為重大。」這是什麼意思呢？講白話，就是株連甚廣，殺雞儆猴，讓台灣的農民有所警覺，不要再在山上藏什麼「反動組織」了。


    真正的轉型正義，不是政府在鹿窟設一塊紀念碑就夠了。發給受難者或其家屬補償金，亦永遠無法撫平他們心中巨大至深的傷痕。所謂「冤有頭債有主」，轉型正義，畢竟要告訴大家一些故事緣由，讓大家看到一些加害人的姓名，才多少能滿足大家的正義感。


    鹿窟事件受難者刑期表。資料來源：《寒村的哭泣：鹿窟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