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院擬設大法庭制度，但大法庭非對具體個案審判，其所表達的統一見解，能有多少約束力，也得打個問號。（圖／記者季相儒攝）
司法院提出《法院組織法》、《行政法院組織法》修正草案，而將於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設立各11人的民事、刑事、行政大法庭，除院長為當然庭員，並由其指定一位庭長為審判長外，其餘9人則由法官票選產生。藉由大法庭的統一法律見解，降低相類似案件卻因法官不同的差別對待。但真能如此嗎？
根據《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51條之2第1項，最高法院各庭於評議所採的法律見解，若與先前裁判不一致時，就可以裁定敘明理由，來向大法庭提案。惟依據同條第2項，各庭在提案前，須先徵詢其他庭之意見，他庭應在30日內回復，若有表達維持先前見解者，表示確實存在法律見解歧異，才得以裁定向大法庭提案。如此的規範，雖是基於大法庭資源有限，須有效利用的目的，卻也帶來程序之延宕；尤其他庭，是否會為了省下寫回復書之煩，致逾期不回復，而視同維持先前裁判之意見，並因此使大量案件湧入大法庭，實未可知。
而一旦提案於大法庭，依照《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51條之8，必須開啟言詞辯論，且因涉及法律的高度爭議，就須採取律師強制辯護或代理制度，必要時，還得選任專家為法律鑑定人。而在言詞辯論之後，依據草案第51條之9，必須於30日內，以裁定載明主文、理由及不同意見一併公布。凡此規範，實可一改最高法院不常開庭之陋習，能拋開秘密審判之污名。
只是讓人不解的是，如此大費周章開啟之程序因此產生的裁判，卻不能馬上及於聲請之個案，而仍得由提案庭根據大法庭的法律見解來為判決。雖然，根據草案第51條之10，提案庭有受裁定拘束之效力，但在大法庭非對具體個案為審判下，其所表達的統一見解，能有多少約束力，也得打個大問號。
以受賄罪來說，是否屬公務員的職務行為，乃為成罪與否之關鍵。但關於職務行為之認定，這幾年卻有法定職權說與實質影響力說之爭。故若大法庭於近期內實施，則於最高法院擱置已兩年的林益世案，就必成為首波提案之焦點。
而如果在言詞辯論後，大法庭決定採實質影響力說，卻因與個案脫勾，致不可能詳細說明如何具體適用，就使實質影響力之界定，繼續沉浸於虛無飄渺之中，最高法院各庭仍可能依自己的理解來各自解讀、各自表述。這與現在採取判例或刑庭決議來統一法律見解的方式，恐僅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別。而台灣司法像月亮之譏諷，肯定也會持續。
▲司法院祕書長呂太郎於記者會上說明大法庭制度。（圖／記者吳銘峯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