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記載，商鞅在秦國變法之初，為了樹立威信，曾經用了「徙木立信」的辦法：他在秦都市場南門立了一根大木，下令誰能將其扛至北門，就賞金十金，結果無人去搬；當賞金加至50金時，終於有一人將其扛至北門，商鞅於是立刻獎賞那人50金，以示官府說話算數。秦國變法之所以成功與官府這種言必信、行必果的態度是分不開的。但是，徙木立信的辦法並非商鞅原創，而是他的抄襲之作。 徙木立信的原創者是吳起，吳起在魏國為將時，從秦國手中奪取了河西等大片土地，但他在駐守河西期間發現，秦國有一個哨崗靠近魏國的邊境，對魏國邊境的百姓不利。吳起想將其除掉，可是這個哨崗太小了，為之動用軍隊未免太小題大做，於是吳起想了一個妙計。 他首先在駐地的北門外立了一根大木，下令道：誰能將大木搬至南門，就賞給誰上等田地。結果一開始沒人去搬，大家都覺得搬木頭不是難事，怎麼會給如此重的獎賞呢？過了許久，才有人抱著僥倖的心理去搬，吳起則立刻兌現了諾言，獎賞了搬木者上等田地。 之後，吳起又在東門外擺了一擔豆子，並下令：誰能將豆子搬至西門，賞賜和上次一樣。結果這一次，大批人爭先恐後地去搬豆子，吳起也照樣兌現了諾言。靠著這個辦法建立了信任，吳起這才放出了自己的真招：誰能搶先登上秦國的哨崗並將其拿下，就推薦誰當大官，並賞賜上等田地。 於是，魏國邊境之民紛紛前去攻打秦國的哨崗，一個早上便攻下來了。吳起不費一兵一卒，就解決了這一問題，靠的便是與民眾建立的信任。因此無論從形式還是此舉所要達到的目的來看，商鞅的徙木立信與吳起所為如出一轍，完全是在「抄襲」吳起。 其實，商鞅不僅「抄襲」了吳起的徙木立信，他入秦時攜帶的書籍也是當年魏國的變法者李悝所著的《法經》，後來更是將《法經》作為秦國變法的 理論依據。商鞅變法實際上是以魏國變法為藍本，並輔之秦國的具體國情變更而來的，其本質並無二致。 再加上，魏國在立國之初，人才濟濟，是戰國初期率先進行變法的國家，當時其他各國的變法浪潮也都是由魏國所帶動的。 而秦國之所以力行變法，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要與魏國爭戰所需，所以秦國以魏國為藍本進行變法學習、商鞅徙木立信抄襲吳起也就不足為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