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秋季，挪威紅色青年團(Rød Ungdom)在全國校園裡多次發起罷課。9月的那次罷課運動中，來自七百多學校的四萬多名學生參加，五萬人在Facebook上簽名支持，一百多名學生在挪威各大城市示威遊行——這還是在小學生和初中生無權享受高中生才有的“政治假”的情況下。
紅色青年團是挪威紅黨和工人共產黨的後備隊，以共產主義、女權主義、反種族主義為理解世界和指導行動的信條，“零家庭作業”是其在學校政治方面最主要斗爭綱領，理由如下：
1. 作業復制階級差異。父母教育程度高的孩子比別人有優勢，這強化了階級分化。
2. 作業扼殺學習興趣。學習吃力的學生容易陷入逃避作業－內疚－逃避學校的惡性循環。
3. 作業蠶食閒暇時間。成人法定工作時間八小時，孩子卻在八小時學習外還要做作業，這些時間本來可以用來踢球、玩音樂、讀書、寫博客的。
教育問題上，家庭、學校和學童各自該有多少責任和權利，每種文化和社會裡都有不同的規范和博弈機制。作業本問題雖看似只是小問題，但觀察在另一種文化與社會裡，這個問題是如何被思考、辯論和博弈的，對於中國文化裡面的讀者，也許是個有意思的學習過程。
挪威是十年義務教育，小學七年，初中三年，從一年級開始有家庭作業。學生每周拿到兩張A4紙單子，上面有本周各科學習目標和學習內容，以及每天每科的作業。初中畢業後學生就可按照自己意願和能力，選擇職業學校或者升高中考大學，作業不再是他們的麻煩。所以，家庭作業問題主要屬於小學和初中生，更具體的說，屬於移民家庭的孩子。
挪威教育很重視父母對小學生活的參與。學校要求家長跟進孩子的學習和發展，最好能熟悉課本，參與學校活動，幫孩子養成做完作業再玩的習慣，保證孩子能在固定地方和時間做作業。跟中國孩子從小學起就要應付沉重的課業不同，挪威小學的孩子根據課程不同，上課時間從早上七點半到九點不等，下課時間也從一點半到三點不等。課後就是學校安排的課外活動項目時間，內容包括興趣小組或者野外活動。而且假期特別多，一學年裡，2月有冬假，3月或4月有復活節，6月和7月有暑假，10月有秋假，12月有聖誕節假。所以家長和孩子要安排各種課外活動填滿假期。
我住的小區是移民較集中的地方。圖書館裡常見移民孩子用電腦查資料，寫作業。小學的作業已經要用到電腦、網路和印表機，幸好有圖書館, 不方便處也可以想見。傍晚，移民孩子成群在外閒逛、騎車、踢球或者野玩。挪威索馬裡裔女作家阿瑪爾·亞登(Amal Aden)寫過本小說《看看我們》，描寫索馬裡移民女孩的生活。父親不著家，母親不理家事，回去探親一走幾個月，照顧弟妹是長女的責任，孩子們吃白麵包和茶當餐。父母會因為家事讓孩子稱病不上學，輔導家庭作業的事就別提了。
作為移民融入政策的一部分，政府近年來對初中小學教育加大了投入。有些移民孩子雖然上過幼兒園，但是到小學入學的挪威語程度依然不夠，學校就要請相應母語教師或者教輔人員來提供特別課程。移民父母可以申請上免費“基礎課程”，目的是讓他們能達到給孩子輔導作業的程度；政府為所有一至四年級提供作業輔導服務，一般由學校的教學助理擔任，每周兩次，每次半小時到一小時，工錢由政府出。 此外還有紅十字會和社區圖書館一類的機構長期招募義務作業輔導員。
效果卻不是很理想。最近的數據顯示，有移民背景的學生初中畢業的分數比挪威出生的孩子要平均低10%，高中的表現更可擔憂，他們選擇職業的范圍較窄，前途較莫測。在家庭收入差距之外，移民父母對孩子教育投入程度也比較低。15%父母是移民的男孩享受過家長給念書的待遇，而在父母是挪威出生的男孩裡，這個比例是61%。全挪小學初中家長協會(FUG)對1900名家長的調查結果於今年5月新鮮出爐。一半家長認為該取消家庭作業。38%的家長認為自己無力輔導孩子作業。不能說這38%大多是移民，至少可以說他們是來自資源匱乏的族群。
“作業政治”折射對青少年對成長環境不同的思考。紅色青年團的政治對手、擁有4000多會員的“右黨青年團”主席亨裡克·艾舍姆(Henrik Asheim)表示：“練習才能進步。我認為解決方案並不是讓孩子少學。關注重點應該是什麼樣的家庭作業才能讓孩子更多地應用課堂上學到的知識。”各青少年政治團體紛紛站隊。工黨青年團、社會主義青年團站到紅色陣營，支持“零作業”; 基督人民黨青年團站在右翼一邊，主張增加作業輔導員；進步黨青年團的口號更鮮明：“沒有作業的學校是錯誤的一步”——他們主張自由選擇和差異化。 按照團體人數對比來看，以贊成廢除家庭作業的為多。
作業是人們無意識接受的傳統之一，還是必須的教學手段？近年挪威及歐洲數國研究的結論是：作業能在很有限的范圍內提高成績；對在家裡不能獲得幫助的孩子來說，負面作用則很明顯。支持作業方也有研究佐證：10年基礎教育裡能完成所有作業的學生，比不做作業的學生知識掌握程度要超前一年。兩類研究的方法論和適用性其實各有各說法，對現實的指導意義有限。
一半家長們認為學校不該把教學負擔以作業的形式卸給家長，還有一半家長希望能保留作業，以培養孩子的學習習慣。
全挪小學初中家長協會達成的共識是保留作業，但在初中要引入作業輔導員機制。 但是學校老師對輔導員服務持保留意見：家長和學生不聽老師的，倒從沒有教學資質的教輔人員和也許正職是清潔工的志願者那裡尋求建議！
“零作業學校”的訴求，很大程度上受挪威西部的迪格爾穆倫(Digermulen)學校影響。這所學校涵蓋了小學和初中，校長古納爾·阿斯滕(Gunnar Aarstein)對所謂“差生”充滿同情。他說：作業只是一種傳統，而不是教學大綱上的硬性規定。如果學生完不成作業，他們每天都在自責中度過，學校變成噩夢，老師成為他們的對立面。學生或者保持緘默，或者用吵吵鬧鬧的方式來建立自信。老師不再能全面了解學生能力，寶貴的上課時間被用來追究作業完成情況。”除了課堂上的練習，迪格爾穆倫學校已經有12年沒布置家庭作業了，學生認為自己完成了每周學習計劃即可。學校的退學率下降，平均學業表現提高，學生學習動力增加，老師在學生眼中有如朋友和導師。
“警惕校園裡復制社會不平等”的呼聲讓挪威教育界也開始做出反應。部分學校已經開始試行“零作業”。 如果迪格爾穆倫學校的學生人數再多十倍，這個案例的指導意義就非比尋常了。這所只有15名學生、包括校長在內共六名老師的學校（挪威地廣人稀，有的學校規模極小，甚至一些年級沒有一名學生），在靈活性上，是一般人數上百的學校沒法比的。原則上來說，在課堂上消化所有內容，意味著要延長教學時間或增加人手，或者兩者同時進行。這需要錢。不是所有市郡都有充裕的教育預算。今年5月，全國兩萬多名教師為漲工資而罷工一周，更不用說還有千所學校在黴菌、漏水、廁所、通風等方面未能達標，屬於非法運營而無錢修繕。
掀起如此大波瀾的作業問題，究竟有多嚴重呢？ 一個挪威小學生一周作業大概是讀幾次書，抄兩頁語文，做兩頁數學題，和中國小學生一天作業量相仿。更不用說學校三點放學，至少有四五個小時課外時間。然而小小作業本，折射出社會問題的錯綜度，以及要妥善解決一個小問題的復雜性。不過，各方面，尤其是至小至弱的學童，能為自己立場挺身而出，也不失為好的公民訓練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