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燕姿（三十三歲）畢業自聖安德列初級學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行銷學系。她在大學時期就開始編寫歌曲，之後簽約華納音樂公司，從二○○○年推出首張專輯《孫燕姿》開始，迅速在多個華人音樂市場走紅。
中岑 范姜@flickr, CC BY-SA 2.0
自出道以來，她的「成績單」包括：十張個人專輯，近兩千萬張唱片銷量，三十八場演唱會，兩百多項音樂大獎，五十多支商業廣告，兩個新加坡傑出青年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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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新人現在都那麼笨？」
台灣綜藝節目主持人吳宗憲在錄影棚裡當著大家的面脫口說的這句話，像個熱辣辣的巴掌刮在我的臉上，刺痛了我的心。
這句話，成了我學習雙語的轉捩點。
那是我第一次上吳宗憲的綜藝節目。他冷不防問了一個我不太聽得懂的問題。情急之下，我想起唱片公司在我上節目前給的貼士（編按：小提示）—被問倒時就給一個答了等於沒答的無聊答覆，於是便照搬了。
我本來以為，大家哈哈大笑後話題和焦點就會轉移。怎知道，我的無知卻被吳宗憲一眼識破了。
那次慘痛教訓使我下定決心，一定要證明給他們看我不是一個沒有腦的藝人。我不要再盲目聽從別人的建議。我要主宰自己怎麼想、怎麼說。我也決定下苦功，努力嘗試把想說的話，從英語轉換成華語，再以華語表達出來。我非得讓我的華文進步不可。
我並不是在歌手生涯起步時就意識到有必要加強雙語，而是在離開多元語言環境的新加坡後，才意識到掌握華語的重要。
我生長在一個雙語的家庭裡。父親受華文教育，母親則受英文教育。記得從四歲起，母親每晚念英文兒童故事給我聽。我們在家裡講華語，跟阿嬤就講潮州話。
爸媽把我送到有傳統華校背景的南洋小學。我念的中學則是傳統英校，中一中二在聖瑪格烈中學，中三中四轉到萊佛士女中。中學時期，我比較常講英語，一方面是因為同學當中有馬來人和印度人，另一方面是因為當時講英語比較「酷」。
我尤其喜歡上英國文學課，愛陶醉在莎士比亞和喬叟的作品中。華文課則不太能夠引起我的興趣，華文課似乎跟我的生活沒有太多直接的關係。爸媽擔心我會忽略中文，而聘請了一名來自上海的補習老師。他們請她別讓我做歷屆考題，而是引導我欣賞中文。她讓我讀散文和詩詞，製造了一個學習中文的環境。所以我的雙語是有點底子的。但我開始在台灣工作時，卻發現中文「到用時方恨少」。我的華文掌握不算糟糕，但對於我當時所處的環境，是不足夠的。
在新加坡講話，你可以中英文摻著使用，別人也完全聽得懂你說什麼。但在台灣，台北人多數只講國語，我也必須只講華語。對我來說，用華語說完整的句子，一點都不容易。我在台北這個單語環境生活，就算像搭巴士或到超級市場購物的小事，也必須懂得聽和說華語。我深切地感受到加強華語的迫切性。
起初這是個艱辛的過程。有時，我幾乎好想跑回新加坡，回到那個可以用一個我完全熟悉的語言溝通的國度。煩悶和排斥不時湧上心頭。但我堅持下去，因為我知道唯有這樣，才能讓別人聽得懂我的意思。
身為歌手，我經常需要用華語來回答媒體記者的問題。我必須談我自己、談我的性格和興趣是什麼。開始時，唱片公司找了一個人幫我設計答案，並訓練我如何用華語回答這些問題。起初我很配合，但後來我認為我必須找回自己的聲音，給自己想出來的答案。我發現一個竅門，就是先在腦子裡組成華語的句子，再慢慢地、清楚地把它講出來，這樣就行了。
現在，我雖然還是比較習慣閱讀英文和講英語，但講華語已基本上不是問題。我生活中用英語，工作上用華語。拿到一首新歌的歌詞時，我可以馬上投入中文歌詞的意境裡，不必先把歌詞翻譯成英文。開口講華語時，也不必先用英語在腦子裡想。
掌握了華文之後，我開始對中國文化和歷史感興趣。大陸朋友和同事在一起聊時事或歷史時，我會想參與。我想了解中國為什麼會發展成今天的中國。
我吃過不懂得善用語言的苦頭，可以體恤單語族的無奈。我希望懂得雙語的新加坡人，在跟英語不如我們流利的人交流時，能夠保持謙虛。我在大陸的保鏢對我的英語駕馭能力感到敬佩，而我也同樣欣賞他們的華語能力。他們很想多認識新加坡，而我也很想認識中國。
我的歌唱事業之所以能跨越國界，有賴於我身為新加坡人的適應能力。新加坡人善於適應，只要他們處在某個環境中，他們就能適應。例如我有兩名舊同學，以前除了上華文課之外完全不用華語，但被派到上海工作後，她們現在都能說一口流利的華語。我不認為，為了事業而逼自己學華語，就等於是在淡化自己的文化和身分認同。我們還是沒變的。我們讀跟以前一樣的書、玩一樣的遊戲、看一樣的電影，分享一樣的笑話。我們喪失自我了嗎？我不認為。我們只是適應過來了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