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芬蘭、香港，每個地區都有所不同，它們生而不同，也註定成為不了彼此。但有一點卻應是共識——那些禁錮於自己陳舊、封閉的賽道上的人，只會離真正的教育越來越遠。不久前，說姐曾寫過香港TVB紀錄片《沒有起跑線？》。紀錄片中展現的香港教育生態，無論是懷孕時就開始積極胎教、為孩子將來擇校而奔忙的孕婦。
芬蘭、上海、香港的小學生
是如何度過他們的一天
三地教育的區別，從比較孩子們的一天開始。
出現在片中的，是三個小學四年級的孩子——上海的思毅，芬蘭的Kaius，香港的俊浩。
他們的一天，究竟是如何度過的呢？
清晨六點半，香港男孩俊浩起床上學了。他睜著朦朧的睡眼，滿臉不情願，和每個深受學校與補習班“折磨”的香港孩子並沒什麼兩樣。
他面臨的，又將是全身心投入學業的一天。
圖片來源於三地教育對比紀錄片
出門前，攝製組問俊浩，“什麼才是好學生？”
俊浩想了想，認真地背出了學校的校規。
差不多同一時間，上海小姑娘思毅也在家中收拾洗漱，準備上學。在晨讀結束、做完廣播操之後，她將於8:40迎來第一堂課——英文。
思毅在學校的每天過得還是挺充實的，一天八堂課，中午午休的時候會寫一寫作業。
在問及“為什麼要上學”時，小姑娘篤定地說： “好好學習，長大才有出息。” 而在她心中，“好學生”與“好成績”之間就是一個大寫的等號。 成績好，大家都知道，就是好學生。
圖片來源於三地教育對比紀錄片
上午9:30，思毅正在學校操場上準備上第二堂課——體育。而在地球另一端的芬蘭，Kaius卻正在冰天雪地中與小夥伴們打雪仗。
提起學校，Kaius會給出“有趣”、“好玩”、“有很多朋友”這樣的描繪。從一年級開始，他就被鼓勵獨自上學放學。 他從未覺得上學有多麼可怕，而認為這是一場別開生面的旅程。
上午十點鐘，Kaius會在學校上一節數學。老師用遊戲與討論的方式激發孩子們對數學的興趣，可真正授課的時間其實只有一半，另一半的課堂時間，是大家自由練習或向老師提問。
Kaius在課上提前完成了本節課的數學練習，他詢問老師接下來的時間應該做什麼。 老師告訴他，可以讀一些自己感興趣的書籍。
數學課結束後已是11:30，也到了孩子們的午餐時間。大家湧向食堂，挑選著自己愛吃的食物，三三兩兩地圍坐在一塊兒說笑打鬧。
而在中國上海，思毅一直等到12:30才終於開飯。吃過午飯後，她開始在午休時間做題， 由於午休期間老師會一直在教室裡監督，思毅可以隨時將做好的作業交給老師批改指正。
一個有趣的細節是，在同學們午間做作業的過程中，守在教室裡的老師一直在口頭提醒著大家的做題進度——“第一梯隊做完了”、“第二梯隊也要結束了”…… 如此一來， 孩子們個個都奮筆疾書，誰都不想成為最落後的。
Kaius下午的第一節課也是最後一節課，是芬蘭文。 他被要求團隊協作，共同設計一個報紙專欄，Kaius和同學很快就寫寫畫畫了起來，彼此之間有商有量，齊心協力完成這份工作。
下午兩點半，Kaius放學了。他開開心心地回到家， 不急著寫作業，而是玩起了遊戲。
而這一玩，就是整整兩個小時。
就在Kaius與朋友沉浸在電子遊戲的世界中時，香港的俊浩終於放學了，他的一天其實和思毅大同小異，基本上就是上課與寫作業。
只是，他在放學後還來到了補習社，除了完成學校功課，還要在這裡多做幾份作業。
在做作業的過程中，補習社的老師經常會突然“扔”過來一份卷子，用命令式的口吻讓俊浩做完，俊浩沒有任何異議，“來者不拒”。
到了晚上七八點，埋頭功課好幾個鐘頭的俊浩終於做完了所有。他小心地詢問老師是否可以走，在得到肯定答覆後長長舒了一口氣。
幾乎同一時刻，上海女孩思毅也在家中做完了所有功課，這花了她一兩個小時，思毅的學習態度很認真，從複習到預習一項都沒落下。
此時，思毅媽媽仍在加班，還未到家，她便自己彈起了鋼琴。聽媽媽說，學好鋼琴或許會對升入好學校有所助益，因此需要勤勉練習。
和俊浩、思毅的作業情況相比，Kaius的作業簡直少得讓人嫉妒。在玩了兩個鐘頭遊戲、又外出學了吉他之後，Kaius終於利用吃飯前的半個小時做完了所有作業，Kaius的爸爸則一直陪伴在側，隨時給兒子提供輔導。
Kaius爸爸回憶了一下，兒子的作業從來都是以“分鐘”來計算，而且他一直都會“陪寫”。
吃完晚飯後，又到了遊戲時間。全家人圍坐在一起玩得不亦樂乎。Kaius爸爸相信， 遊戲是鍛煉孩子動手動腦能力、培養輸贏意識及增進家人感情的良好途徑，這也是一種學習。
不到晚上九點，Kaius就在媽媽講故事的聲音中甜甜睡去，明天，又將是快樂學習的一天。
此時此刻，上海女孩思毅的媽媽終於到家，開始給孩子檢查作業，忙完這一切後，才準備沖涼睡覺；而香港男孩俊浩則開始了一天中唯一的娛樂時光，窩在家裡看電視、打遊戲。
一天有十二個小時都在上課與做作業的俊浩告訴攝製組， 如果他可以選擇，他情願每天呆坐在家中打遊戲，因為“學習真的好累”。
芬蘭教育如此拔尖
它的秘密其實很簡單
看完上海、香港、芬蘭三位小朋友的生活對比，芬蘭教育的顯著特點會讓人難以忘懷—— 課程少、作業少、形式新穎、強調合作……
而根據芬蘭教育法規定， 芬蘭學校的每週授課時數不得超過35個小時；在香港，這個數字卻已超過62個小時，快要達到芬蘭的兩倍。
從2000年的第一次PISA評估開始，芬蘭就一直領先於歐美各國。在2003年的幾項測試中更是將全球第一、第二收入囊中。考慮到如此之少的課程時間，這個表現就顯得尤為驚人。
可是芬蘭孩子明明是沒有怎麼學習的樣子，怎麼就能超越一眾西方國家、屢創佳績呢？
這個答案很簡單，就在於 快樂與公平。
從踏入學校的第一天開始，一直到高中畢業，芬蘭學校都沒有什麼公開考試，唯一的大考只是為了大學入學。在學校裡，哪怕偶爾有小測驗，也是為了瞭解孩子的學習進度，方便後續的課程安排，而不是為了競爭與排名。
老師們更希望培養孩子對學習的濃厚興趣，在自由快樂的氛圍中，將學習內化為一生的事。
在芬蘭做交換生的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慧儀說， 香港教育的成績，是用孩子們的血汗淚堆出來的，而芬蘭教育的成功，則是在歡笑中誕生。
一次偶然的機會，慧儀參觀了芬蘭一間公立小學，她驚奇地發現，在小學一、二年級，老師並不會講授什麼深奧的知識點，而是 通過遊戲鼓勵孩子探索世界、對學習保持好奇。
到了小學高年級，開始有具體知識的傳授，但依舊保持了遊戲的形式。在課堂裡， 老師永遠扮演的是傾聽者與支持者的角色，讓學生主動思索與提問，讓學生主導自己的學習。
習慣了應試與競爭的慧儀不由得問那所學校的校長，這樣完全放權給學生，萬一他們學不好怎麼辦，又該如何應對將來的升學壓力？
校長則答道， 在芬蘭，並沒有“名校”的概念，由於國家對公共教育的大力支持與投入，每間學校的師資力量與教學資源幾乎都是均衡的。
“97%的孩子都會入讀差不多的公立學校。”
關於學習的好或不好，校長認為這本來就是個悖論。 “每個孩子都有擅長的領域，會在那個領域發揮最大的潛力。” 校長說，“學校存在的最大意義，就是幫學生找到自己的路。”
這也是為什麼芬蘭學校課程少、作業少、無考試，因為“少即是多”（less is more）， 在懵懂的童年階段，孩子無須去硬拼，做無謂的比較，更不需要弱肉強食，不需要提前透支智力，而可以按部就班地做自己，釋放潛能。
這一點也獲得了芬蘭家長的支持，對於他們來說， 下一代的成功不是由學業成績或賺錢來定義，而是找到自己的熱愛，“享受生活”。
良好的教育除了催生出充分發揮自我價值的學生，更孕育了一批熱情洋溢的教育工作者。
在芬蘭，教師是最受人尊敬的職業，也是門檻極高的行業。如果一個人想要成為老師，必須要在高等學府教育學系修讀完碩士，並通過層層考核，方可擔起傳道授業解惑的重任。
即便有著較高的從業要求，教師依舊是許多芬蘭年輕人心中的職業首選。從小到大的學校經歷，也讓他們對這個職業充滿了敬重與嚮往。
而另一個吸引他們的，則是 極高的自由度。
芬蘭教師並沒有教學大綱、教學進度或課程安排的嚴格限制，而可以根據班級學生的實際情況，自由選定教學主題與教學方式，而這其中，就給了教師很大的自由度與發揮空間。
一位芬蘭教師說： “當你有很大的空間去設計與創造，對教學的熱情，自然會高漲。”
老師全心全意地為學生而奉獻，深受感染的學生也在心底把老師視作未來的榜樣。這對於整個國家的教育來說，正是一個良性循環。
也難怪這個看似不起眼的小國，能創造出全球第一個網頁流覽器、第一個手機訊息系統，曾風靡一時的Angry Birds，也源自這裡。
正在創意科技強國的道路上不斷奔跑的芬蘭，背後矗立著 一個人人都能發揮最大價值、學生快樂學習、教師快樂工作的全民教育體系。
在改革中摸索前進的上海
過去十年以來，香港教育局曾多次出訪芬蘭，向這位教育領域的佼佼者取經。一些先驅者也已經開始將減少授課、考試、作業的芬蘭模式引入到自家學校，帶來了一些顯著改變。
芬蘭艾斯堡市教育文化廳廳長Christina在訪問香港的一次旅程中發現，一些香港學校的課堂模式像極了她的祖國芬蘭，更強調快樂學習與平等互動，在瞭解到香港兒童巨大的學業壓力之後，她認為這是一件好事情。
宣導教育改革的香港小學校長陸梁淑貞提到，為香港孩子減壓是勢在必行，但亦有阻力。
“學校發生改變，家長是第一個跳出來幹預的，他們要看到考試、看到名次；而教育局也怕改革激進，影響學生和學校的整體質素。”
在習慣了升學競爭、埋頭苦讀的香港社會，給予教育工作者的空間、信任乃至對未來改革的專業判斷顯然是不足的。沒人願意冒險。
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上海，這個曾蟬聯PISA冠軍的城市，一方面保持了勤勉學習、不懼競爭的“傳統”，另一方面也在改革中摸索前進。
上海孩子無疑是刻苦的，家長對孩子學業的重視程度也絲毫不會輸於香港。華人族群似乎有著這樣一種天然動力—— 我們的社會是“淘汰機制”，為了不被淘汰，所以發奮努力。
然而，當上海從2000年開始推行以“減負增能”為目標的課改，試著引入更多西方教育模式，充分挖掘孩子個人潛能之時，卻遇到了不少憂慮與反對的聲音。
上海市黃浦區蓬萊路第二小學，是本市教學改革的先鋒之一。它踐行“不給低年級孩子留作業、給高年級孩子留少量作業”的原則，希望留出更多時間給孩子閱讀、發展興趣愛好。
為了讓孩子們愛上學習、快樂學習，學校還購置了一輛大巴車作為教室；並停止週五下午的課程，讓學生參加模擬超市、銀行、消防員等種種趣味活動，將學習與娛樂融合在一起。
許多家長覺得學校的課程十分新穎有趣，看著也歡喜，也的確感受到課程少了、作業少了、考試也不那麼頻繁了，可這也讓人心裡發虛。
有的家長覺得不踏實，學校不留作業，自己就從市面上網羅習題，“找兩張卷子做做”。
有的家長等孩子一放學，就送他去補習。
更有家長大倒苦水： “減負減負，後果自負。” 萬一將來有什麼不好的後果，怎麼辦？
對於家長而言，所謂“PISA冠軍”並不能讓人感到安心，始終縈繞於他們心頭的，還是“考名校、找工作”，以及由此引發的焦慮。
資深媒體人白滔滔在一次演講中提到，許多在中國做教育創新的人，往往遇到無盡艱辛。 其中家長的不理解與孩子的不適應，尤為突出。
就算入讀效仿西方理想模式的幼稚園或小學，多數孩子高中畢業後還是要參與高考的廝殺。 大環境不變，小範圍的變革依舊顯得蒼白。
這也是紀錄片中許多支持改革的教育工作者吐露的心聲——“一切都不敵高考的壓力。”
但這恰恰應該是此類對比紀錄片最大的意義所在，“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上海、芬蘭、香港，每個地區都有所不同，它們生而不同，也註定成為不了彼此。但有一點卻應是共識—— 那些禁錮於自己陳舊、封閉的賽道上的人，只會離真正的教育越來越遠。
而理性評估每一種教育體系的優勢和劣勢，認真尋找與自己最匹配的教育模式，才有可能走得最長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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