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糖王”兼大馬首富郭鶴年認為，在1969年的5·13事件後，當時為了縮小華裔與巫裔經濟鴻溝而採取了具傷害性的捷徑，形同走上錯誤軌跡的列車。
他指1969年5月之後，大馬商業市場的競爭平台已有所改變，彷彿不再是干淨與透明。
“過去政府都是公開招標，讓所有大馬人和全世界都能參與。若我們符合資格，我們就能競標。若我們得標，就要很努力，最終成功或失敗。我認為，在10次裡面，共有8次或9次是成功的。”
5·13後趨向朋黨主義
郭鶴年於今日起在香港上市的自傳中提到，情況在5·13事件後有所改變，更趨向朋黨主義及用人唯親，然而這在當年發生的騷亂前就已有所跡象。
他指自己當年很積極地協助國家發展，所以參與航運、鋼鐵領域等，這些都是時任政府向他提出的要求。
“即使是在馬來人裡面，也有人承認自己的弱點，並且爭執說要利用華人的優勢。”
盡管如此，郭鶴年認為若當年馬來人依賴華人在經濟上的優勢，也可能出現問題，包括華人將掌控我國90%至95%財富，這景象可能對我國經濟而言是好是，但對整個國家而言則是壞事。
更改游戲規形同搶劫
郭鶴年認為，1969年前的馬來領袖在治理國家上都很合理，有時會給巫裔好處，發現做得有些過度後，就設法糾正本身錯誤。在1969年5月13日後，馬來領袖採取了一個簡單的想法：“馬來人需要幫助。那到底是多少幫助？”
他指當時的政府設定了一個簡單卻充滿漏洞的框架。
“想像一個勤勞的非巫裔公民成立了XYZ公司，貿易及工業部要求30%股權由馬來人掌控。這名擁有人說，‘我已營運6年，我過去每一股票面價值為1令吉，現在已是8令吉’。部門就說，‘你能否以2令吉或2.50令吉賣給馬來人？’
“一番討價還價後，這非巫裔妥協了，就將30%股票賣給了巫裔。但事後的每一天，這些巫裔脫售自己的股票來換取財富。幾年後，馬來社群召開土著大會，他們檢查每一家公司，然後發現XYZ公司的巫裔持股只剩下7%，這個不符合規則，所以他們要求再度調整持股比例。”
不理睬無理要求
他指慶幸的是，部門都會公正處理，不理睬這些無理要求。
郭鶴年認為，為了達到大家認同的目標，維持國家和平和秩序更改游戲規則是一件事，但當你做第二次的改變時，就形同搶劫了。
巫裔遭誤導 郭鶴年憂傷
郭鶴年說，作為一個生於大馬，和巫裔一同上學的大馬華人，他為巫裔遭誤導而憂傷，尤其是導致種族主義變得更醜陋。
“我很明顯的看到，1969年後的新領袖走上一條危險道路，但沒有人願意聆聽我的意見。在許多亞洲國家，當一個國家社會還很分級之下，很少人願意否定掌權者的說法。”
極端分子騎劫權力
他說，當年的情況就好像《國王的新衣》故事裡，當赤裸的國王問群眾，“看看我的衣服，是否很漂亮？”，群眾還是會說，“是的，是的，你穿著世上最美麗的衣服。”
他形容5·13事件對國家體制帶來重大沖擊，但這情況並不讓人意外。當時的巫裔極端分子將馬來人的貧窮問題歸咎在華裔和印裔身上，而當時的領導如國父東姑阿都拉曼都不能制止這些魯莽之人。
他形容在當時，有想法的領袖被邊緣化，極端分子則騎劫了權力，並不斷重復相同口號，“巫裔是弱勢群體，遭到欺負，而他們要成為超級富有者。”
郭鶴年說，當這些馬來人成為富有，沒有多少人為貧窮馬來人貢獻，反而是已致富的華裔和印裔創造工作機會，這些空缺由巫裔來填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