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討論人口的老齡化狀況，
人們都會關注第一代獨生子女將要面臨的長輩照料負擔。
其實，
首當其衝遭遇照料難題的，
是上世紀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生人。
如何選擇能夠同時增進照料者和受照料者福利的方案，
對雙方都是嚴峻的挑戰。
對此，作者朱玲作為“五零後”的一員已深有體會。
以下所述，
或可視為老齡知識分子家庭相機抉擇的一個典型案例。
當父母到瞭望九之年
父母都是陝西能源職業技術學院的退休教師。
父親生於1930年，母親比他年長1歲。
我是父母的長女，1951年生人；
底下有一個妹妹、一個弟弟，
分別生於1954年和1968年。
2001年，父母來北京，
與在企業就職的弟弟生活在一起。
平日裡只要我在京，
每個週末都去接父母逛公園，
時不時一起去聽京劇或看展覽。
那時，父親腿部的靜脈曲張致使皮膚變色，
每隔十天半月，
我都陪他去小莊醫院看大夫。
2006年，弟媳帶著女兒自西安來京與弟弟團聚。
母親初顯抑鬱和健忘症狀，
不能適應家庭環境變化，
數次哭求父親搬離。
正巧我居住的中國社會科學院，
宿舍樓有位熟人遷往他處，
我趕緊籌足資金將那套舊房買下。
簡單裝修後，
我帶隊去青海藏區調研，
便求助昔日同窗安排，
父母住進煙台一家老年公寓。
兩個月後，
老兩口兒帶著陽光海風留下的健康膚色回京入住新家，
與我開啟了“一碗熱湯距離”的互助式生活。
同年，母親確診罹患阿茲海默病，
父親的腿疾也未見好轉。
住地附近的二、三級醫院皆在兩公裡之內，
父母幾乎每週二都步行去看大夫。
週六或週日，
我陪父母先去公園健走，
再到弟弟家聚餐。
一時間，家人團聚，其樂融融。
2001年到2011年的10年，
父母尚屬中齡老人，
我則漸入低齡老人階段。
雙方體力和精力尚好，
各自生活獨立又互相幫助，
可謂上佳的合作狀態。
一、失去平衡
仔細回想，父母在80歲左右的時候，
身體機能開始明顯下降。
為此，他們減少了與外部世界的聯繫。
2012年冬，北京霧霾污染加劇。
這對肺部纖維化的母親
和罹患慢性支氣管炎的父親，
實屬不利。
他們有位中學時代的好友姓張，
從鞍山移居海口多年，
對當地自然環境讚不絕口。
2013年春，我與張阿姨取得聯繫。
在她全家的幫助下，
我們為父母安排了妥當的住處。
鑑於父母不喜接受外人照料，
自當年秋末，
我們姐妹倆便輪流陪伴他們在海口過冬，
弟弟則在春節期間前往探望。
那一年，父母的幸福感明顯提高。
到2014年春，父母還不願回京。
2015年冬再赴海口，
父母的心理和生理健康狀況發生突發性下滑。
第一，失去同齡交往對象。
住在100米之外的張阿姨去世，
父親給他們共同的好友打電話報喪，
不想對方也已過世一個多月。
第二，身體機能江河日下。
父親的靜脈曲張引發小腿潰瘍、足部腫脹，
施用各種方法不見好轉。
第三，智力愈加退化。
母親的阿茲海默病又添狂躁表現，
時不時哭鬧一場。
2016年3月12日，
妹妹陪父母搭乘飛機回京，
二老下不了舷梯。
乘務員調用了升降機和輪椅，
才把老兩口運出機場。
這一趟旅程不僅使妹妹精疲力竭，
也堅定了我另尋照料途徑的決心。
二、抉擇
尋找養老機構
（2016年）3月伊始，
我就連篇累牘地向父親發送關於機構養老的資料和勸說信。
他要麼不回答，
要麼顧左右而言他。
此時我們住的宿舍樓大修，
院裡堆滿建築材料，
樓道裡施工隊來來往往，
小區外的街道兩旁乃至人行道上停滿了汽車。
不少住戶為了躲避施工噪音和種種不便，
想方設法尋找臨時住所。
考慮到父親的老友高伯伯
住在西安一家老年福利中心，
我就建議他回京看過大夫後，
與母親一起去高伯伯那裡住上幾個月。
父親立即抵制，根本不聽任何解釋，
只是高聲大喊：“先治腿！”
見他自機場歸來步履蹣跚、雙手顫抖，
我不得不改變計劃，
我向父親說明自己的判斷：
他和母親均不宜再次旅行，
只能入住北京及周邊的養護機構。
父親同意，視腿疾的治療方案而定。
選擇標準
此前，
我們姐弟仨就已分頭考察過北京的養老機構。
我提出的機構選擇標準：
一是具有可靠的醫療條件，能夠提供基本的健康護理服務；
二是入住者大多文化素質良好，有助於同齡老人交往；
三是交通方便，有利於親屬探視；
四是性價比較高，我們的家庭收入能夠承受。
此外，我們還不得不放棄需要排隊入住的機構。
3月19日，
施工隊將在我居住的宿舍樓更換廚房和洗手間的水管。
若不能將父母安排妥當，
他們在室內磕絆的風險無疑陡增。
根據一位同事的建議，
我和妹妹於3月16日驅車，
前往燕郊一家大型養護中心考察。
那裡的自理區已滿員，僅半自理區有房。
一室一衛的標準間，面積36平方米，
朝陽的大窗戶使得室內明亮宜人。
兩張臥床均可遙控起降並設有護欄，
天花板上嵌有滑軌，用於完全失能老人的挪移。
電視、呼叫器、網線介面設置齊全，
還有活動餐桌和飲水機。
寬敞的洗手間內配有智能馬桶。
入住者的營養配餐均送入室內，
洗頭、洗腳、洗澡、洗外衣、
洗被單和打掃房間也都由護理員做。
每層樓附設一個24小時值班站，
就醫由護士引領，體檢也無須家屬操心，
輪椅或病床可直接推入大約200米遠的三甲醫院。
樓下院內設有門診部、超市、閱覽室、健身館等服務場所，
院內面積和平整的散步道遠非一般居住小區可比。
三、心靈風暴
安排父母入住燕郊的養護中心，
並非僅僅出於經濟方面的考慮，
其中充滿了多種因素的權衡和家庭社會倫理的衝突：
第一，母親從來視去養老院為畏途，
乍一聽我和妹妹的建議就大哭起來：
“我生了你們，為你們做這做那，你們卻不要我了！”
還是父親一番勸說，
才阻止了母親繼續把我們推向道德泥坑。
第二，父親對養老機構的心理價位底線，
就是他和母親每月各4000元(約台幣2萬元)的退休金。
就醫療照料經費而言，
他們倆每人每月領取60元(約300元台幣)門診費，
只有大病住院，才可報銷部分費用。
因此，父親頻頻強調量入為出，
不願購買專業照料服務。
3月17日，我陪父親去銀行查看他們的賬戶：
活期存款大致足以繳納養
護中心的押金，固定存款共計40多萬元。
我便勸他：“如果養護中心不漲價，
你們倆每年除了養老金，大約需補10萬元。
4年後您和媽都過了90歲，
我們姐弟仨分攤資金缺口，我擔大頭，可以嗎？”
父親苦笑：“那時我的生命也該走到盡頭了！”
第三，脫離家庭帶來的孤獨感。
入住養護中心那天，
父母在弟弟跟前哭了一場。
我到家就給父親發簡訊，
請求他和母親觀察鄰居的生活狀態，
安心享受專業照料服務。
對此，課題組有位同事評論：
“總有割捨不了的感情，人生自古傷別離。”
父親也簡訊回覆：
“慢慢適應吧。我哭是因為你們要走了，
心裡感到一陣淒涼。”
次日上午，父親即發來微信：
“這裡服務相當好，昨天、今天已換藥兩次，很專業。”
7 天觀察期結束，
一個好友陪我去養護中心簽約。
我們一出電梯，
就見幾個老人坐在值班台前的沙發上聊天。
從居室名籤上得知，
這一樓層年齡最小的78歲，
最年長的95歲。
與父母聊天時，
恰逢醫療團隊查房和大夫率領護士給父親換藥。
大夫打的綁腿自然緊實，老父的傷口不再淌水。
父親介紹，
他們倆只要走出這座大樓，
就有護理員跟隨。
出門前登記，
外出時間不能超過半小時。
他和母親對這裡的食宿和服務非常滿意。
護理部給我看了
父母的醫學觀察記錄和3月23日的體檢結果，
以及據此所做的健康評估報告。
父親因腿疾、腦內多發梗死灶、
心臟一度房室傳導阻滯及右束支阻滯，
評級為半自理。
母親則由於雙側側腦室周圍和基底節區多發梗死、
老年性腦改變和心房顫動，評級為全護理。
這樣，母親的住宿和護理價格定為每月6800元，
父親的費用定為每月4000元。
養護中心給予我們5%的價格優惠。
每月應繳費用為10260元，每年為123120元。
父親的醫療押金為3萬元，母親的提高到5萬元。
餐費另計，每人每月1200元，需辦卡充值。
食宿和護理的總費用為每年151920元，
平均每人每月6330元。
總費用雖不低，但於我而言性價比足夠高。
3月27日，
我的姨表妹和她丈夫一起去養護中心探視。
父親發來微信，稱“相談甚歡”。
表妹傳送了幾張照片，
父母的學生從微信上看到他們倆開心的笑容，
讚道：“夕陽裡的燦爛，燦爛中的夕陽。”
我的親友同事翻看，
醫生護士為老父換藥打綁腿的照片後，
同樣豎起大拇指。
至此，我也能睡個安穩覺了。
一提起養老院，
不少人腦海裡就會蹦出
“無兒無女”、“被拋棄”、“可憐人”等字眼。
其實近幾年，養老院情況已改善了許多。
倒是有不少老人，
如今也願意去養老院過，因為有伴！
如今，咱們這一代，
哪還指望著兒女給養老呀，
他自個兒過好自己就成。
老了，咱們老同學、老鄰居、老姐妹一起入住養老院，
打打牌、唱唱曲，也蠻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