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周刊》2019年第6期，原文標題《拯救抑鬱少年：陪伴與療愈》
文/黃子懿
抑鬱症已呈現出明顯的低齡化趨勢，青少年發病人數和發病率都在增加
青春暫停鍵
48歲的李玥一度覺得自己是世上最強大的女人。
她來自重慶縣城，勤快能幹，在當地社區工作，兼開一個茶樓，年收入可觀。老公在縣裡最好的中學當老師，工資上交，家事由她。兒子楊玉明成績優異，中考前即被重慶某國家重點中學錄取，全校只有三個名額。
“我那時真覺得他一隻腳都踏進好大學了。”那時的李玥幹勁滿滿，早出晚歸打理生意，為兒子舖路。每次考試，兒子都會帶來好消息。但某天，兒子從市區打來電話：“媽媽，我肚子疼。”
2014年上高一後，兒子始感腹部脹痛，睡眠不好。李玥帶他檢查，確診為中度焦慮，後發展為重度抑鬱。當初兒子來電時，她還覺得這是“瞎折騰”，從未想過那個電話成了她生活的轉折點。如今，兒子因抑鬱症已休學兩年。
在這個青少年抑鬱症療癒的親子營現場，很難不注意到李玥。她身材不高，憔悴的面容中略帶笑意，在現場來回奔走，負責登記家庭信息，安排一對一諮詢。不時會聽見她吆喝著：“××號家庭，到你們了。”親子營負責人張進說，她很能幹。
張進曾是媒體人，2011年罹患抑鬱症後，生活重心發生轉向。在一年治療康復後，他寫了抑鬱症診治的書《渡過》，並開辦公眾號進行科普。幾年來，聚集了一批讀者和患者的“ 渡過”成為國內規模較大的抑鬱症社群。
一位社群元老說，因為青少年抑鬱症的高發，社群裡的家長人數這兩年增長“幾乎是爆發式的”。“ 渡過 ”社群包含讀書、寫作、跑步等一共29個微信線上群，家屬板塊共9個，全是家長群，人數逼近5000人。諮詢時，焦頭爛額的家長們往往還沒開口，就幾近哽咽。
“ 渡過 ”會定期聚集康復者、醫生和諮詢師，舉辦線上家長學堂。但張進逐漸發現，很多實際問題需要面對面解決，尤其是當親子關係需修復、社交恐懼待克服時，青少年抗抑鬱背後不是個人，而是一個個家庭。“太多家庭和孩子需要拯救，那是在黑暗中找不到出口的感覺。”一位家長說。
2018年12月30日，“ 渡過 ”第二期親子營在蘇州開營。當日蘇州下大雪，雪花落身，寒冷浸體，像是在呼應這些家庭的心境。張進說，本打算招22個家庭，但報名者太多，最後擴大至36個家庭，其中有8個家庭參加過第一期杭州營。
李玥在營裡既是參與者，又是志願者。她與張進相識於2017年4月，兒子抑鬱最重時。那時張進計劃寫新書，擬尋訪中國有代表性的抑鬱症病例，有讀者就建議他關注青少年群體，稱後者已成發病高峰。張進當時覺得還沒能力碰，“這是最複雜、最難的一塊。因為青少年患者正處於人生關鍵期，很多東西都疊加在一起了”。但事與願違，張進採訪時不斷遇到青少年病例。當他還在第一站貴州時，就有幾位川渝家長找來，李玥是之一，她主動駕車到貴州接張進。
孩子們在試著拉扯一張扯不斷的繭絲，像是在拉扯自己的心結
“做親子營並不要什麼靈感，找來的家長實在太多了。”最後成書中，張進記錄了13個病例，超過一半發病期都在青少年。張進說，近年來抑鬱症有明顯的低齡化趨勢。有研究顯示，中國10~24歲青少年、青年抑鬱障礙患病率自2005～2015年間顯著增加，接近全球1.3%的患病率，女高於男，且隨年齡增加而增高。
那次見面，張進看到李玥的兒子楊玉明，立刻明白他正受煎熬。男孩臉色蒼白，雙目無神。他曾翻過天台，也拿過菜刀，狠狠劃手腕，血流成河。家人需24小時看守，防他自我了斷。在開營式上，楊玉明說：“你們所有人，都不能理解那種生不如死的痛苦。”
36組家庭中，年齡最小的患者僅9歲半，最大的29歲。營內處處有“雷區”，哪怕是在室內課堂，都時有爭吵、哭泣，或是少年們摔門而去。一天，一行人參觀蘇州絲綢廠，一位女孩突然對媽媽吼叫，廠裡養的蠶勾起她的不好回憶：她童年養的蠶都被媽媽扔了；另一位媽媽則在報到時眼淚汪汪地說，來時的車上，女兒將一杯水潑在她臉上。
張進說，抑鬱症和壓力有關。壓力下大腦產生應激反應，身體高度警覺，調動生命潛能應對危機。危機緩解後，大腦會關閉反應，休養生息。一旦壓力持續，應激反應長啟不關，慢性壓力就會讓身體機能耗損，引發抑鬱。抑鬱症也有易感群體：敏感、自省、自我要求高、完美主義等。
“得抑鬱症的孩子，往往都是好孩子。”一位父親感慨。來到這裡的孩子，多來自重點中學，原本成績優異。營內帶病幫忙的志願者，也有哈佛等海外名校的學生。然而，這些美好的人生旅途，都被按下暫停鍵。
抑鬱症社群“渡過”創始人張進（馬龍龍攝）
最後一根稻草
開營首日是新年跨年夜，一群人參加篝火晚會。楊玉明特意拿了吉他想獻唱，但左調右調，聲音狀態都不令他滿意，表演一度無法開始。“他還是完美主義，不能接受一絲缺陷。”心理諮詢師鄒峰說。
楊玉明今年22歲，該念大三，學籍卻卡在高三。他能吉他彈唱，還能和留學海外的志願者用日語對話。在重慶那所著名中學，他被錄取到清北班。更早時，他初中就拿了當地數學競賽獎牌。鄒峰說：“他是個天才。”
母親李玥至今記得兒子高中教室的標語：“從優秀中來，到優秀中去。”那幾乎是重慶最好的班，學習是第一要務，期末考試有末位淘汰。老師說：“要管好時間，走路要快，上廁所要快，做任何事都要快。”壓力下，60位同學有些連晚飯都省了，就在教室吃麵包。“都學習，只有學習，爭分奪秒地學習。”入學後楊玉明對李玥說，班上競爭大，有點吃不消。
首次月考，年級1200多人，楊玉明排100多名，半學期後進步到50多名。按照學校歷年標準，這已摸到清華、北大錄取線了。而當他發力備戰期末時，肚子開始脹痛。李玥無法陪讀，只能帶他在市區看病。幾番折騰，他落到年級300多名，從清北班降至普通班，頭也脹痛起來。
“當時已有症狀，如果診治對了，或許能躲過這災難。”李玥仍在後悔，未意識到抑鬱前兆。“我做生意不差錢，就差信息。”李玥說，高壓下其他孩子之所以沒抑鬱，是因“人家孩子沒有前面的鋪墊”。
鋪墊，是指楊玉明的初中往事。初一，楊玉明喜歡班上一位女生，被傳出後全班起鬨。他好勝自尊，覺得丟面子，女生亦刻意疏遠，與另一名男生走得近，這讓楊玉明緊張。他當時恰逢青春期臉上爆痘，體檢時又被診出青光眼，醫生叮囑不要過度用眼，盡量不去黑的地方。“這些都加劇了他的焦慮。”李玥說，兒子中考成績不錯，但似乎命中註定，三人一起考進高中，同在一班。“孩子特別怕他們，有意保持距離，內心很煎熬。”李玥說，孩子一直想要考高分證明給他們看。
高中後，女孩談了戀愛，對象家境優越、外形上佳，聽說楊玉明暗戀女生後在QQ警告，兩人約架。男生來勢洶洶，帶著十幾個同伴，當場羞辱了瘦弱的楊玉明。這事一直埋在他心底，直到去年做心理諮詢才說出，“特別怕帥的男生和漂亮的女生”。
楊玉明高二下學期病發崩潰，休學至今。他不會告訴任何外人這些往事。營內上課很少見到他人影，不多的露面裡，他裹著圍巾和手套，戴著黑口罩、套頭帽，像是要將自己保護起來，在室內角落打坐或睡覺。五天裡，這樣將自己隔絕起來的孩子不是少數。
“高二一次考試崩了，就再也沒去學校了。”徐崧高高壯壯，戴著眼鏡，休學兩年。他來自川南，初中被送至成都某知名中學寄宿。徐母說，兒子生來敏感，中考差了6分，雖在該校學習，但學籍掛靠他處，怕同學看不起。發病前他常問徐母：“今天有同學看我竊竊私語，他們是在討論我的學籍嗎？”父親則嚴厲強硬，常訓斥“考不上清華、北大，就是社會渣滓”。
這些都讓徐崧壓力倍增，焦慮失眠常襲。在那所重視英語的中學，徐崧喜歡將口語時間拿來做題，“高考又不考”口語。老師頗有意見，期中考試他發揮失常。老師在家長會上當著所有人的麵點名批評。回家後，他和徐母大吵一架，隨即崩潰，“兵敗如山倒的感覺”。
這種崩潰，在張進眼裡是“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張進認為，青少年處於人生關鍵階段，卻承受著最大壓力。壓力通過排名競爭、長輩壓力、升學氛圍等表現出來，而“孩子的情感世界，成了一片荒漠”。
心理諮詢師鄒峰（馬龍龍攝）
生病的家
親子營特設孩子專屬的吐槽大會，所有家長不能參與。抑鬱症非一日之寒，孩子們之所以被壓垮，與長年累月的家庭教育密不可分。第一期杭州營，一個孩子分享說，有次考試他沒考好，回家後父母看了卷子，就讓他滾，“永遠不要回來”。另一個孩子聽到這兒，說：“你這算好的，我爸媽不僅讓我滾，還扔給我一個枕頭。”
在蘇州，孩子專場相對冷場，他們或低頭緘默，或戴著耳機玩手機，待一會兒就提前離場。而與孩子們的沉默相比，家長專場則成了一場懺悔。年過不惑的父母們，一開口便淚如雨下。一位身材高大的父親說，在女兒成長階段，他做了很多錯事。初中，因看不慣她留長發，他抓著女兒的頭，強行剪斷其發，“她那麼喜歡長發啊”；一次在外旅遊，女兒常看手機，他抬手就打了一巴掌，女兒耳穿孔，當夜送了急診。“這是禽獸幹的事，我道歉過多次。”父親哭著說，希望再次公開道歉。
一位從醫20年的媽媽，辛苦做到主任。但移居海外後，她選擇放棄事業照顧女兒，女兒卻在異國過得頹廢。媽媽傷心了，問她：“我為你放棄了一輩子的事業，為什麼你卻這樣？”女兒說：“媽媽，我寧願你像以前一樣努力。那樣你不用管我，我也會很努力。你放棄了你自己，我也會放棄我自己。”
每個家庭都是一本書。按照一位博士後媽媽的觀察，營內部分家庭呈現出一些共性：父母雙方中，一方過於強勢，另一方相對弱勢甚至缺位。這體現在孩子教育上，也存於夫妻關係中，導致後者只剩索取、指責和抱怨，“生病的孩子，首先是有個生病的家”。
“我特別特別怕我爸。”徐崧常被父親打罵。童年有一次，他坐在車後座，忘了為什麼，被騎車的父親拖到前面一頓暴打。記事起，他目睹過多次父母吵架，“有次還動了刀”。徐母說，他們爭吵的原因之一是教育。徐父曾是數學老師，有虛榮心，親自上陣輔導，“恨不得24小時都學習”。
每錯一題，徐父就罵徐崧：“簡直是全世界最瘟的傻子！”每門科目，徐父都找來兩位老師輔導。徐母擔心，這樣下去兒子會瘋，夫妻爭吵持續到中學。中考前，兒子來電求救：“如果爸爸再輔導我數學，我就一道題都做不出來了。”徐母以離婚相挾，徐父才暫時鬆手，此後不慎因罪入獄。獄中徐父來信，再提“考不上清華、北大，就是社會渣滓”。
李玥在外管茶樓，回家還要做家務、帶孩子，脾氣變得急躁，時常埋怨指責。除教書外，老公無任何愛好，在家當“甩手掌櫃”，但對孩子很嚴厲。
小學時，有一次楊玉明在家玩遊戲被父撞見，楊父脫下他褲子，用拖把棍狠狠暴打。楊玉明嚎叫不止，屁股紅腫滲血，當夜哭著趴在地上寫檢討，由母親陪至凌晨。他怕父親，卻不敢得罪。初中他進入父親教書的中學，家人問他，是否要讀父親教的班？猶豫後，楊玉明還是點了頭。
在李玥心中，兒子懂事聽話，吃穿無求，但“有點被過度保護”，內心偏執。初一時，兒子有一天回家說：“作文滿分50分，老師只給我35分，簡直有眼不識泰山。”李玥看了，覺得老師打分中肯，“他的作文沒那麼好，但他自我感覺好”。
開營首日，原生家庭的影響就被提出來討論。抑鬱症跟後天環境與教育息息相關，也受先天遺傳基因影響。鄒峰借一個案例提出：代際傳遞的不僅是基因，也有親子恩怨，很多父母將自我成長中的陰影，帶給了下一代。“原生家庭”這個詞，像一道魔咒，將他們置於三代人的夾縫中。
一場家長心理劇排演中，一位母親情緒激動，不停地流淚。排劇諮詢師徵求意見後，安排她為主角，另選兩人分飾她的父母，以她為中心，讓她指出自己父母的遠近距離和位置，追憶當年父母常說的話：“你自己管你自己吧”“你搞好學習就行了”。
之後，諮詢師安排他人演出，讓她觀看，問她感想。這位母親看著父母與她的距離和掎角之勢，哭著說：“我覺得我小時候特別孤單。”諮詢師說，家長對待孩子的方式，多源承自父輩。“很多家長自己也沒得到過愛，不懂如何去愛。”
原生家庭是李玥的痛，傷痕猶在。童年時她父親外遇，為離婚常有家暴。父走後不聞不問，母親帶著她和弟弟被生活磨礪，一個人要拉電線、接燈、貼紙等，也這樣要求10歲的李玥。“你爸爸都不要你，你還吃什麼吃、穿什麼穿？”母親重男輕女，對李玥極為嚴苛，常把她罵哭。兩人在一屋，能有兩個月不說話。“我為啥沒抑鬱，可能是受太多苦沖淡了。”小學時，李玥就想過自殺。
李玥記恨父母自私，帶著怨氣，經介紹與現老公結婚，老公有過漂亮女友，但認定李玥更適合做老婆。李玥自卑，從小形成討好型人格，“那時覺得，不離婚就是最低要求”。去親戚家玩，她都要主動幫做家務，“怕人家不喜歡我”。
“我覺得老公從沒愛過我。”婚後不和，李玥想過離婚，又因受過離婚傷而忍，希望給孩子完整的家，想把自己缺失的愛給孩子。“家裡一直沒有歡聲笑語，更別說愛的流動。”李玥說，孩子在缺愛的家庭長大，她由此深深自責。
楊玉明雖很少怪父母，勸過他們不要自責，但自他記事起，他就愛生氣，生自己的氣。“我媽從小受氣，竟然讓我生下來就有這毛病。”記憶中，一歲時他走路摔了一跤，他就氣自己為何摔跤，氣到暈過去，家人掐他才喚醒。父親打他，他的眼淚也化為氣，父親就吼：“不準氣！”
“何等的怨氣，才會凝結成現在的境況。三世因果，我總算明白了。”楊玉明知道母親怨深，仍記恨外公外婆。他說，自己早不是天才了，“那是17歲前的我”。
李玥和老公牽手走在樹林。道阻且長，他們選擇一起渡過（馬龍龍攝）
躁鬱雙相
親子營次日，一個孩子專場活動上，楊玉明和另一個男孩姚子陽發生了衝突。
大約20個孩子有些冷場，組織老師想打開局面，就讓討論校園霸凌。姚子陽首個開口，說起自己在精神科住院的經歷。因無意稱一個同病房患者為“大叔”，他被對方逼到牆角掐脖。姚子陽問，這種情況下該怎麼辦。
“你是來搞笑的嗎？我們在討論霸凌，你講病房經歷幹什麼？”楊玉明一開口，就火藥味十足。姚子陽臉紅了，回了句嘴，揮手起身衝出教室。志願者在外找了半天，才將他找回。“我特別受不了別人不給我面子，一懟我就容易失控。”姚子陽今年22歲，在上海念大三，休學一年。
據診斷，姚子陽患雙相情感障礙。這並非單純的單向抑鬱，而是一種更複雜的抑鬱症類型，也稱躁鬱症或雙極症。有專家曾指出，華人男性30歲以前、女性35歲以前首次發作的抑鬱症一般都是雙相。這與青少年大腦皮層發育相關。
營內孩子中，超過一半患雙相。張進說，杭州營比例更高，“幾乎全是雙相”。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的專家此前曾對本刊指出，近年來中國雙相發病有一個明顯特點：以前高發人群年齡在25～40歲，現在至少提前10歲，且整體發病率在迅速上升。
與單向抑鬱長期的動力缺失相比，雙相有躁期與鬱期之分，情緒像是周期性的波動曲線。躁期，患者易出現情緒失調難止、精力高亢、思維奔逸、衝動性的人際交往及購物，甚至與現實脫節的妄想乃至幻覺等，這都被認作是躁狂的表徵。抑鬱症複雜特質性強，雙相尤甚。
姚子陽自認屬雙相中偏抑鬱、輕躁狂者。他記得的躁狂時刻，有持續多日只睡1～2小時，通宵看遊戲視頻。藥物有副作用，他的內分泌失調，身有紅斑。有次過馬路，他隔衣搔癢，被路人指指點點。姚子陽湊過去，不停地質問對方：“你們在說我什麼？為什麼要說我？”
這與他的成長相關。姚子陽的父母均是軍人，10年搬家11次，一家人聚少離多。母親強勢嚴格，他隨母姓，也由母親帶大。他們生活在機關大院，互有攀比風。轉業後，姚母曾任市長秘書，工作忙累，常常受氣。她由此對兒抱以厚望，打罵常有，不準早戀，不準玩遊戲，疊被要整齊。“那時我焦慮得很，也愛面子。”姚母說。
姚子陽懂事，退房時會挨個把毛巾疊好，方便保潔阿姨。但他說，成年後他有很多情愫不知如何表達，內心常感到一股動物性衝勁，煩悶難耐。大學他曾談過女友，對方分手前問他：“你是性冷淡嗎？”
徐崧也被診斷為雙相。為達到父親考上清華、北大的要求，高一入學起，他就沒了周末：從周六早到週日晚全是補習班，幾近無休，這都是他主動報的。“那時一點不覺得累。”高強度補課下，徐崧在班級進步超15名，年級約300名。
但人的能量是守恆的，雙相之所以同屬抑鬱症，是因一段時間持續興奮後，會接著陷入無底的抑鬱深淵中，程度或比單向抑鬱更重，能量在起伏中消耗。高二起，徐崧力不從心，直線下墜，最後倒在了考試上。
休學後，他情緒極不穩，能一口氣從成都三環外走到市中心，愛去超市玩具櫃檯前徘徊，那幾乎是他童年唯一美好的記憶。長大後他迷上手機，對各類手機參數爛熟於胸。但一吵架，他就忍不住摔手機，一連摔了五六個，有次還把啞鈴摔到牆上，把牆面砸了個大坑。他最近一個摔爛的手機是售價不菲的iPhone X，那是他吵架後對徐母提的要求：“我很難受，你必須給我買東西！”
徐母說，母子倆經常吵架，是因她不願兒子在家封閉，“要麼去打工，要麼學點技能”。徐崧敏感自卑，怕見外人，打算倒賣手機賺錢。他從網上購入低價手機，自認是正品新機，到貨卻是組裝機，被騙幾次後依然執著。徐母沒錢了，徐崧想到一個辦法：花500元去買5000元假鈔，再買手機。徐母嚇壞了，堅決不給。憤怒的徐崧當即拿刀威脅，嚇得徐母在外躲了兩天。
發病後，李玥帶著兒子四處求醫。2017年在北京診斷為雙相，但治療藥物產生巨大的副作用，楊玉明頻繁想自殺。最重時，他喪失所有感官知覺，覺得世上所有東西都一樣。“看人就像看鬼。”他對李玥說，“媽媽，你不像媽媽。”
“狗屁雙相，我從未躁狂過。”楊玉明覺得自己不是雙相。迄今為止，還沒人能說清他所患何病。與單向抑鬱相比，雙相確診更為複雜。據2007年的一項統計，在歐美，雙相患者從首次發病到確診，平均需5～10年。
“近年來有雙相擴大化的趨勢。”張進說，幾年前很少聽說雙相，但這兩年他遇到的患者，動輒被診為雙相，青少年尤甚。雙相又分Ⅰ型與Ⅱ型等，更重者則有各種複雜共病交織，診斷用藥都因人而異。為此，一位醫生在營內給出的最多建議是，“好好吃飯、好好睡覺”。
陪伴著
親子營能對抑鬱症起到什麼作用？
一位有藥學背景的老師在杭州上完課後，提出要全程參加蘇州營，只因不滿杭州營傳遞的“父母皆禍害”的氛圍。在他看來，抑鬱症成因複雜，有其特定生理因素，將責任全推給父母不妥。他女兒曾是患者，經他陪伴治療後康復。“所有的療愈，都離不開愛。”另一位老師說。
張進也引入了多位康復者分享，強調自救。他說，過去不懂心理學，更強調藥物治療，最近才對抑鬱症的認知形成邏輯閉環：生物、心理和社會。抑鬱症的患病和康復都與這三方面相關。而青少年在社會層面獲得的支持極少，包括家庭。“很多孩子發病，但家長不知道那就是抑鬱症。”
姚子陽的媽媽在衛生系統工作，在兒子確診雙相時，她的第一反應是“什麼是雙相？”。了解後，她無法接受，夫妻二人痛哭一晚。楊玉明休學前，曾服藥好轉過，但李玥為了高考擅自給兒子停了藥——這是大忌，即使是營內康復的講師，也多仍在服藥。此後兒子病情加重，近兩年做了24次電休克。
由此，張進想要做“陪伴者計劃”，用社群裡的康復者和諮詢師等力量，做有償的一對一長期陪伴式諮詢，以應對抑鬱症診治無標準流程，需更長時間、更多試錯和調整的需求。這些都是現有體系的短板，當前中國精神疾病醫生缺口超40萬，而發病數和發病率都在上漲。親子營是該計劃的線下實踐。
並不是每個人都支持。開營式上，楊玉明送了張進一句詩：“自以為渡，何以渡人。”被“誤診”雙相後生不如死，他再也不信任何權威，近一年花費約10萬元走訪各地，學各類自救法。上課時，他有時會跑到一間小屋，練功站樁打坐。他感覺有好轉，希望李玥給他半年，不要干預，如仍無好轉，他再遵醫囑。
但李玥還是擔心，找多人與兒子談。“你再突破下自己嘛。”李玥對兒子說。兒子說，電擊“相當於受刑”，他丟了半條命。當年為複學高考，他曾遵母囑，用成功學自我激勵，直至全面潰敗。他說，關係好時，他能憶起母愛，但他受不了母親多次干預。跨年當天，他看到手機推送了少年弒母的新聞，不寒而慄。楊玉明說，他不想讓這悲劇發生在他家，想終結三代恩怨輪迴，“而且是活著”。
徐崧看不出躁狂，他認真地聽每堂課，還會發言。近來，他開始走出家門，答應來蘇杭參營。這得益於徐母無時無刻的鼓勵，每天散步多幾分鐘，徐母都會說：“你看，今天又進步了。”他不想看書，徐母就把各類書散在房間各處，誘導翻閱。摔壞最後一台手機後，他內疚地說：“媽媽，我還是不用手機了。”
他也意識到，“人的價值不是一次考試就能決定的”，徐母常這樣說。徐父來信也不再提清華、北大，只建議學點技能，但他仍想復學回校。輪到他做諮詢，他說自己沒問題，想讓鄒峰開導媽媽，讓她別焦慮。徐母則說自己是裝的，只為讓兒子多點行動力。鄒峰問，如今親子關係是否良性循環，母子倆均點了頭。
姚子陽和母親則變得親密，“怪父母太不應該了”。一年前，姚母放棄了處級幹部的身份和前景，提前內退，來滬陪伴。母子倆租房看病，相依為命，“我只有他，他只有我了”。每週他們會看兩場電影。生日那天，兒子掏錢請她，給她買爆米花，這是軍人出身的她第一次吃爆米花。
治病期間，姚母皈依了佛門，每週去寺廟做義工。她變得柔軟，學會退讓，成了兒子陰晴不定的情緒出口。為了不讓他再受傷，姚母暫未對外公佈病情。姚母說，待兒康復，她將不再忌諱。“我要把這層面子脫下，讓所有人看看，兒子曾經抑鬱，我為什麼離開工作崗位，這樣我就更放下了。”
“我還是放不下，真的放不下。”李玥每天也會學國學，寫修行日記，但舊時記憶太沉重，她說如今讓她給70歲的母親洗腳，她仍做不到。她是焦慮的，常見她與母親們各訴衷腸。為給兒看病，她關了茶樓，經濟變得拮據。
但她並非收穫全無，疾病面前，零星的幸福也能讓她感到療愈。這些年，老公開始擔起責任，陪兒子去外地治療，在家主動做家務。剛入2019年的蘇州異常濕冷，李玥忙碌間，老公主動送來圍巾，她感動得拉著很多人說：“我老公居然給我送圍巾了，以前他從沒送過。”
一天，鄒峰給他們做諮詢，見李玥與老公背對而坐，說：“你們應該學會牽起彼此的手。”次日，攝影師來拍照，老公結婚20多年來第一次主動牽起她的手。兩人隨後牽手穿行在樹林裡，彷彿在一起穿越一道迷宮。
（患者和家屬均為化名）
